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基礎與前提。現階段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面臨技術、資本、人才、制度、結構五大挑戰。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思想，以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為基礎，以工業基礎能力和制造業創新能力為核心驅動，以智能制造、服務型制造、綠色制造、優質制造為主要抓手，加快建設“制造強國”。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破解制造業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難題的現實選擇。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思想，以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為主攻方向，以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為基礎，以工業基礎能力和制造業創新能力為核心驅動，以智能制造、服務型制造、綠色制造、優質制造為主要抓手，以建設制造強國，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為目標。

五大挑戰制約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一、技術關：自主創新能力有待提升

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是主動適應經濟新常態、破解制造業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難題的現實選擇。要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思想，以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為主攻方向，以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為基礎，以工業基礎能力和制造業創新能力為核心驅動，以智能制造、服務型制造、綠色制造、優質制造為主要抓手，以建設制造強國，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為目標。

創新，是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產業技術創新已從跟跑為主轉向跟跑與并跑、領跑并存。但要真正發揮創新的引領作用，還面臨諸多挑戰。

一是協同創新的制度環境不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難，科技成果轉化難，新技術新產品走向市場難，削弱了企業創新積極性。

二是產業關鍵共性技術的供給不充足。目前，我國已批復建設5個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旨在突破行業關鍵共性技術、加速科研成果轉移擴散和商業化應用，但短期內尚難解決關鍵技術的“卡脖子”問題。同時，發達國家對我國的技術封鎖又不斷加劇，關鍵共性技術供給嚴重不足。

三是企業基礎研究投入無法支撐原始技術創新。2021年，全國共投入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27956.3億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強度(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為2.44%，比上年提高0.03個百分點。

2022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達30870億元，首次突破3萬億元大關。基礎研究投入從2012年的499億元提高到2022年約1951億元，占全社會研發經費比重由4.8%提升至6.3%。

2022年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投入達到30870億元。

黨的二十大對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作出明確部署，企業從“技術創新主體”轉變為“科技創新主體”，這一轉變也對企業參與科技活動有了更高要求。

2022年底中國中小微企業數量超過5200萬戶，規模以上工業中小企業經營收入超過80萬億元。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累計培育專精特新企業8萬多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9000家。穩鏈強鏈作用突出，超四成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聚集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汽車及智能網聯汽車領域，超六成深耕工業基礎領域，超九成是國內外知名大企業的配套供應商，在支撐經濟穩步增長、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021年，我國規上工業企業研發經費接近1.1萬億元，但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占比不足0.2%，而主要創新型國家企業的基礎研究經費占比通常在5%以上。四是企業“重技術引進，輕消化吸收”，沒有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實現技術二次創新。2022年我國R&D經費投入達30870億元，首次突破3萬億大關，比上年增長10.4%，自“十三五”以來已連續7年保持兩位數增長。按不變價計算，R&D經費增長8.0%[1]，高于“十四五”規劃“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7%以上”的目標。

從增長速度看，2016—2022年，我國R&D經費年均增長12.3%，明顯高于美國(7.8%)、日本(1.0%)、德國(3.5%)和韓國(7.6%)等發達國家2016—2020年的增速。從投入強度看，我國2021年2.44%的水平在世界主要國家中排名第13位，超過法國(2.35%)、荷蘭(2.29%)等創新型國家。

二、資本關：優化投資結構面臨困難

資本，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制造業規模擴大和結構升級都需要大規模投資。目前我國制造業投資面臨內外兩大挑戰：從國內看，制造業投資的吸引力和活力下降，2013年以來，制造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的占比逐年下降，更多的投資流向了制造業以外的領域;制造業投資增速持續低于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投資活力持續下降。從國際看，發達國家積極吸引制造業回流，我國制造業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絕對額和占比自2012年以來呈現雙下降趨勢;而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和占比自2013年又開始新一輪快速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繼續提高制造業資本存量，進而優化投資結構，面臨不少困難。

三、人才關：高素質勞動力供給不足

人才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資源。要提供充足的符合產業轉型升級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還面臨以下挑戰：一是人才供需的結構性失衡亟待破解。從人才結構看，突出表現為熟練工人緊缺、高技術人才緊缺;從區域結構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潛力還沒有充分挖掘，中西部省區勞動力本地吸引與消化能力不足、人才外流現象嚴重。二是人才教育機制有待理順。我國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相對滯后，教學內容與實際工作需求脫節，人才紅利沒有得到充分釋放。三是對產業人才的社會重視程度亟待加強，近年來，產業人才的激勵相對下降，人才脫實向虛現象嚴重;社會缺乏對產業人才的認同;企業家精神、勞模精神、工匠精神等亟待發揚。

四、制度關：亟需深化改革釋放活力

改革開放，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隨著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制度變革的難度與阻力加大。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制度成本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制造業企業稅費負擔過重，在經濟下行、績效表現不佳時，企業感受更為明顯，需要深化稅改力度，提高直接稅比重。二是行業壁壘增加了市場準入成本，突出表現在煤炭、石油、天然氣、電力等能源要素的市場壟斷，推高了下游制造企業的用能成本，要素市場化改革需求迫切。三是區域壁壘阻礙要素自由流動，既影響企業的資源配置決策與戰略布局，也阻礙生產要素的跨區域流動。

五、結構關：新舊動能轉換需要加速

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培育壯大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加快新舊發展動能接續轉換，是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當前新舊動能轉換面臨兩大挑戰：一是新興產業的發展前景有待觀察。新興產業發展前景與技術方向、技術成熟度密切相關，亟待形成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相互銜接的產業生態。二是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能力亟待加強。調研發現，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面臨資金與技改雙重阻力。一方面，企業經營效益與融資能力制約了技改投資，中小企業困難尤甚;另一方面，市場缺乏優質的系統解決方案提供商，部分企業的大數據改造、“互聯網+”改造模式過于單一化、表面化，信息化潛力挖掘不足。

總結：數字化轉型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化工程，對于企業來說，要有真正勝任的人來牽頭，整合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形成真正的數字化轉型生態圈或者聯盟，讓合作更加融合，讓模式更加多元化。

數字化轉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作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牽頭人，要能深刻認識到，數字化轉型不是一批項目上線就結束了，要始終秉持持續的、精益的運營改善思維和理念，在數字化轉型過程培養人才，在培養人才過程中促成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