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變異毒株調查員到中國火星探索者，Nature公布2021年度十大人物榜單

作者：大數據文摘 2021-12-17 09: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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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國際頂級科學期刊Nature公布了2021年度十大人物榜單，回顧了在過去一年內那些值得銘記的人物和他們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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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文摘出品

來源：Nature

2021年終于也接近尾聲。

回顧2021，從全球新冠趨勢逐漸放緩，到最新變異毒株Omicron再次讓人們憂心忡忡，從氣候變化上升為全球性問題，到天問一號成功著陸火星表面，種種事件的發生都注定了2021的不平凡。

最近，國際頂級科學期刊Nature公布了2021年度十大人物榜單，回顧了在過去一年內那些值得銘記的人物和他們的成就。

正如Nature特寫部主編Rich Monastersky表示，“從追蹤危險的新冠變異株到證明氣候變化在極端天氣中的作用，再到將探測器送上火星，本年度Nature十大人物聚焦身處重要科學事件中心的個人，這些科學事件對全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Nature 2021年度十大人物

疫苗戰士Winnie Byany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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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e Byanyima是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執行主任和聯合國副秘書長，也是婦女權利、民主治理及和平建設方面的領導者。

在Byanyima看來，醫療保健作為一項人權，應該讓更多人有權享受，這也包括了新冠疫苗。為此，Byanyima等人共同創立了“人民疫苗聯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爭取向有權勢的領導人提出精心定制的論據，強調支持疫苗公平，促進他們的目標。

今年5月，Byanyima和同事贏得了一場意外的勝利。當時美國全力支持南非和印度提出的放棄圍繞新冠疫苗的知識產權保護，以期增強全球性的制造能力。

全球衛生政策研究員Matthew Kavanagh表示：“在疫苗出現之前，Byanyima就已經提出了疫苗公平，如今其他人也在為此努力。”

Byanyima正在努力確保科學的成果改變生活，她表示，“如果沒有減少不平等的政治決定，我們將一事無成。”

氣象偵探Friederike O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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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derike Otto是一位德國氣候學家，牛津大學環境變化研究所(ECI)的副主任，同時也是世界天氣歸因組織(WWA)成員。她的研究重點是外部氣候驅動因素如何導致極端天氣狀況。

全球范圍內，面對熱浪、洪水和干旱不斷加劇，作為歸因研究領域公認專家的Otto評估了人類是否應該為此承擔某些責任。

幾年前，科學家們還很難確定氣候變化是否應歸咎于特定的極端事件，以及它們的相關性。當WWA首次嘗試分析極端事件，許多科學家對歸因研究還持批判態度，因為他們只使用一兩個氣候模型，而沒有評估這些模型是否能夠可靠地模擬所討論的極端事件。

如今，Otto和她的團隊制定了新的策略，使用了多達50個模型的氣候模擬。WWA也運行了數百次計算機模擬，以比較世界上某事件發生的概率與人類沒有增加溫室氣體的事件發生的概率。

8月，這一方法被著重寫入了氣候科學的“圣經”：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第六次評估報告中。該小組在報告中表示：不斷增加的溫室氣體排放，導致了極端天氣更加頻繁、更加強烈，這已經是“既定事實”。IPCC表示：“在個案的基礎上，科學家現在可以量化人類影響對許多極端事件的規模和概率的貢獻。”

該報告的主要作者Otto說，這是令人感到“非常自豪”的時刻。

“在理解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影響方面，歸因研究非常重要，”瑞典隆德大學研究氣候適應和治理的社會科學家Emily Boyd說，“科學正在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它讓我們能夠以全新的方式思考氣候和脆弱程度之間的關系。”

火星探索者張榮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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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榮橋現任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總設計師，兼任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

今年5月15日，隨著火星探測器安全著陸在火星表面，這標志著中國航天完成了長達4.75億公里的旅程。張榮橋感嘆道，此次任務印證了十年磨一劍這句話，中國也成為了繼美國之后第二個將火星探測器送上火星的國家。

作為天問一號總設計師，張榮橋負責協調著一個數萬人的團隊，建造天問一號探測器并執行探測任務。天問一號包含火星軌道飛行器、著陸器，其中著陸器還包含火星車“祝融號”，“天問一號”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和展示中國在探索月球以外的太空任務中的實力。

現在，探測器已經返回了一些科學影像等成果。航天器停靠在一個名為Utopia Planitia的撞擊坑上，此后火星車向南行駛了1200多米，拍攝了一些珍貴的全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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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計劃在 2024 年向小行星Kamoʻoalewa執行樣本返回任務，并在2030年前執行火星樣本返回任務。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昆士蘭科技大學的天體生物學家David Flannery說，對中國來說，真正的研究財富即將伴隨著下一輪的太空探測到來。

研究人員表示，“天問一號”推動了中國新興的行星科學領域，同時也培養了肩負這一使命的新一代科學家。

AI倫理領袖Timnit Geb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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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去年12月，因為一篇未發表論文批評了大型語言模型對環境的影響和潛在的偏見，Timnit Gebru被谷歌解雇。

Gebru被解雇后，在網絡上引起了諸多討論，也加劇了她對人工智能領域反黑人歧視的擔憂，以及該技術可能對社會邊緣群體造成的傷害。她的遭遇同時也獲得了數千名研究人員聯合支持。

被解雇一年后，Gebru已經開辟了自己的道路。今年12月2日，她成立了一家獨立于大型科技公司的AI研究機構——分布式人工智能研究所(The 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

Gebru表示，過去一年發生的事件足以讓人們認識到，人工智能的錯誤不應被視為技術問題，而是開發該技術的環境存在缺陷的表征。

紐約大學研究人工智能社會影響的Meredith Whittaker表示，外界從這一事件突然意識到，谷歌對道德的承諾“微不足道”。此次解雇也讓人們關注到人工智能研究對企業資金的依賴，以及學術界的態度。

病毒變種追蹤者Tulio de Olive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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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ira是南非夸祖魯-納塔爾研究創新和測序平臺(KRISP)的主任。

2020年，Oliveira的團隊在南非樣本中發現了新冠病毒的Beta變種，幾個月后外國政府開始限制來往南非的旅行。

在醫生和實驗室工作人員發現新變種之前，他們注意到，COVID-19流行過的地區，感染病例又出現了意外上升。Oliveira說：“阻止疫情大流行的方法是迅速采取行動，等等再看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Oliveira使用于2017年創建的KRISP技術追蹤了登革熱和寨卡，以及艾滋病和結核病等更常見的疾病背后的病原體。

在非洲乃至世界各地，從未有人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對同一病毒的這么多不同樣本進行過測序。Oliveira的工作影響了防疫政策制定，這種工作方式結合了尖端的分子技術，并與前線的醫生和護士密切聯系，實時制定相應的防疫政策。例如，他們繪制了COVID-19在醫院早期爆發的地圖，從而制定了病房布局指南，防止病毒在醫院中傳播。

倫敦生物醫學研究慈善機構Wellcome的主任Jeremy Farrar說，Beta和Omicron變種在南非的快速識別加強了疾病監測在全球的重要性。“如果疾病監測分布不均勻，那么在疾病監測有限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現新的COVID-19變種，甚至出現新的疾病，并不受控制地傳播。”

改變生物學的John Ju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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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John Jumper帶領DeepMind團隊與歐洲分子生物學實驗室(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s European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在Nature上發表論文，開源了其基于深度學習神經網絡的AlphaFold 2模型。

在論文中，團隊對人類和其他20種模式生物的幾乎所有蛋白質結構進行了預測，總共約25萬個。Nature援引芝加哥大學生物物理學家Tobin Sosnick的評價稱：“這將徹底改變現代生物學。”

第一代AlphaFold基于神經網絡技術，預測了目標蛋白質各部分之間的距離，但并沒有生成足夠詳細的預測，時任團隊聯合負責人的Jumper決定將研究從頭開始，同時，Jumper還有著更大的野心，他希望AlphaFold2對底層神經網絡進行徹底改革，為科學家們提供更可靠的預測。

2007 年，John Jumper在劍橋大學攻讀凝聚態物理博士學位，但是不到一年就發現這不是自己真正感興趣的課題。于是他拿著劍橋大學的碩士學位加入了世界上“最豪華”的分子動力學研究所，也就是對沖基金大佬D.E. Shaw的D.E. Shaw Research研究所從事蛋白質的計算機模擬工作。

2011年起，John Jumper開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理論化學博士和博士后學位。正是在這個時期，他開始用機器學習技術來研究蛋白質動力學。在博士后畢業三年之后，Jumper帶領著DeemMind團隊在蛋白質結構預測大賽CASP14上一鳴驚人。

明年，Jumper希望能夠和團隊一起公布近一半已知蛋白質的結構，總計1.3億個。

土著衛士Victoria Tauli-Corp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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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來，菲律賓的原住民領袖Victoria Tauli-Corpuz一直在為全球原住民權益而不斷奔走。

今年，在COP26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發達國家和慈善機構承諾提供17億美元，以幫助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保護森林和生物多樣性，防止全球變暖。這對于全球的原住民來說這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而這項投資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Victoria Tauli-Corpuz。

2014年至2020年，作為聯合國特別報告員，Tauli Corpuz尋訪了世界范圍內的原住民社區，與他們討論在當地面臨的挑戰。在2016年提交給聯合國的一份的報告中，她揭示了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等模式有侵犯原住民土地權利的風險。

在過去的35年間，她對割裂保護自然模式(fortress Conservation)提出了科學而強力的批評。Tauli Corpuz認為：“擁有地球上大部分生物多樣性和碳的森林也是世界上原住民的家園。人們生活在這些森林里，我們應該與他們合作。”

論文斗士Guillaume Caban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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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是經過了同行評議，在不少學術文章中還是會存在各種奇奇怪怪的表達，面對這樣的情況，法國圖盧茲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Guillaume Cabanac決心把這些東西都找出來。

Cabanac的這項工作開始于2015年。當時他與法國格勒諾布爾阿爾卑斯大學的計算機科學家Cyril Labbé合作開發了一個程序，可以識別用SCIgen自動生成的不靠譜的計算機論文。

最初SCIgen這款軟件只是用來搞笑的，但沒想到很多人真的用它生成的論文去投稿，這也間接導致了期刊撤回了120多篇手稿。

到目前為止，Cabanac與來自PubPeer的打假小伙伴們在2000多篇論文中找到了近400個機器生成或者是機器翻譯的奇怪短語，包括著名Elsevier，Springer和Nature。Labbé表示：“Cabanac對學術論文的行為非常沮喪，他會不惜一切代價阻止這些事情的發生。”

批評英國防疫政策的流行病學家Meaghan K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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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8日，英國政府流行病學家Meaghan Kall完成了一份關于英格蘭東南部新冠病毒的技術性簡報。半小時后，她在Twitter上發布了一條帖子，分析了報告的關鍵點。

對于Meaghan來說，這個行為其實有一定風險。因為她并沒有得到頂頭上司的允許，甚至都沒有跟他說，不過很快，Meaghan的一系列推文成為了人們了解新冠病毒技術性問題的的一扇窗口。

今年9月Kall寫到：“作為一名公務員，我說真話的空間有限。”在家人不得不隔離進行檢測時，Kall還在自己的推特上公開了他們的照片，并邀請對疫苗有顧慮的公眾給她私下留言。Kall表示，她的老板既沒有禁止也沒有鼓勵她發推文，盡管同事們對她都很支持，而這種公開透明的溝通增強了人們對英國政府數據的信任。

在Kall關于新冠疫情的6000多條推文中，最受歡迎的是她對英國政府防疫政策的公開批評，尤其是將大部分病毒檢測和追蹤私有化的決定。

在研究新冠冠病毒之前，Kall花了十年時間為英國政府機構監測艾滋病病毒感染情況，可以說是感染追蹤的專家。她說：“實際上我只是想確保人們擁有該有的權力，有可靠的渠道來了解科學數據，然后做出自己的決定。”

充滿爭議的FDA局長Janet Woodc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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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上臺后任命Janet Woodcock為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局長，但這個任命引起了爭議。

82個罕見疾病患者權益倡導組織贊揚了她的領導能力，尤其是她在批準藥物的決策中傾聽了患者的聲音，但同時，也有31個組織很不客氣地提出質疑，認為Janet Woodcock對美國阿片危機的監管失誤負有部分責任。

Janet Woodcock曾是一名醫生。在FDA 35年的職業生涯中，她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藥物評估和研究中心，該中心負責確保藥物在進入美國市場之前的安全有效性。在Woodcock的帶領下，中心逐漸將藥物評估過程現代化，引入了先進的臨床試驗設計和藥物批準途徑，并輔之以復雜的診斷測試，不僅如此，她還倡導患者及其倡導者在審批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到了6月，FDA做出了可能是有史以來最有爭議的決定——批準治療阿爾茨海默病藥物aducanumab上市。FDA的一位發言人表示，局長沒有參與aducanumab的審核和批準工作，但這并不能讓FDA幸免于難。

11月，拜登提名前FDA專員、心臟病學家Robert Califf回國領導FDA。對于自己的前任，他表示：“無論如何，Woodcock也應該因為FDA的與時俱進而得到一些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