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暗時刻，硅谷華人工程師終于開始抱團
圖丨新華社
在硅谷的裁員潮中，華人工程師發起互助社區，幫助失去工作的人尋找機會。這打破了長久以來外界對硅谷華人松散、不抱團的印象，“真正需要幫忙的時候，大家很快就聚起來了”。
兩個月前，美國疫情引發的裁員風暴刮到硅谷，數萬工程師在一個月間失去了原本光鮮穩妥的工作，生活驟然陷入巨大的不確定性中。高速發展的硅谷已經十幾年沒有遇見這樣的動蕩。尤其是對于外籍員工而言。硅谷的工程師里，有近四成是靠工作簽維持身份的外籍，其中三分之一是華人。
危機之下，他們毫無準備地失去工作，面臨重新規劃人生的窘境。能不能留下來？怎么留下來？還要不要留下來？這些原本需要花很長時間考慮的問題被壓縮進幾十天的時間里。
尋找新工作時的焦慮與忐忑，跟兩個月前等待裁員名單時的情緒有相似之處，它們最終指向的，都是有關“去留”的大問題——在公司的去留，以及在美國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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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終于來了。在硅谷，人人都知道這個時刻一定會來，或早或晚，但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時間和方式。
首先掀起風暴的是 Airbnb。5 月 5 日早上 9 點，郭毅像往常一樣打開電腦準備工作——他在 Airbnb 擔任軟件工程師，因為疫情，已經居家辦公一個半月了。一封公司發來的全員郵件引起他的注意，他們被通知參加中午 12 點的全員會議，“有重要的事情宣布”。
所有人都猜到了這件“重要的事”，一定是裁員。按照慣例，Airbnb 的全員會一般在每周四下午，而那天是一個星期二。工作群開始躁動，大家無心工作，都加入到半開玩笑的揣測和閑聊當中。有人不合時宜地問了一句“求問這個代碼怎么寫？”其他人調侃他：“這個時候了你還有心情寫代碼？”
12 點，Airbnb CEO 在全體會上宣布了決定：公司將裁員 25%，涉及將近 1900 名員工。
下午 2 點，郭毅看到自己的日歷上跳出一個會議提醒：4 點鐘，只有他和部門領導兩個人參與。“終于等到這一天了。”看到會議提醒的瞬間，郭毅竟感到一陣莫名其妙的平靜和釋懷。
硅谷圖丨視覺中國
3 月，美國疫情爆發，不到一個月時間，申請失業救濟人數超過 300 萬，打破歷史記錄，到四月數字翻了一倍，其中硅谷所在的加州就超過 100 萬人申請。裁員潮來勢洶洶，波及范圍會有多大、速度會有多快？人人自危。硅谷聚集了全世界最聰明的頭腦、最前沿的科技、最明星的企業和最密集的財富，屬于理論上最不容易受疫情影響的互聯網行業，起初大家只是隱隱擔憂，在流言中心存僥幸。
4 月，風暴前的信號開始顯露，小幅度裁員相繼在硅谷發生：Lending Club 裁員 30% 約 500 名員工；Magic Leap 裁員 50% 約 1000 名員工；Lyft 裁員 17% 約 1000 名員工。勉強支撐的企業則采取了讓員工停薪留職、砍掉實習生團隊、撤回新發 offer 等措施。
疫情下未受影響甚至反而得到增長的科技公司畢竟是少數。有兩類公司遭受的沖擊最為強烈——一類是線上線下業務關系緊密的共享經濟類企業，例如 Uber、Airbnb。另一類是資金儲備不足的初創企業。這個趨勢目前正向其他領域的企業擴散——7 月 21 日，曾承諾在六月底之前不會裁員的 LinkedIn 對外宣布，受疫情影響，公司將裁員 960 人，占全球員工6%。
郭毅記得，在四月初的一次全員例會上，有人曾問 CEO，公司會不會裁員，CEO 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只說“一切都有可能，但裁員肯定是最后的選擇”。早在 3 月份，作為軟件工程師的郭毅就已經能從后臺數據觀察到，Airbnb 的業務量下降非常嚴重，高達 90%。為了維持生存，公司后來又做過兩輪總共 20 億美元的融資，“融資條款對 Airbnb 非常不利，利息很高，估值下降很多。”郭毅能夠明顯感覺到公司的力不從心，“已經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候。”4 月底，Airbnb 撤回了實習生和應屆畢業生的 offer。
即便是實力雄厚的大公司和被業界看好的明星企業也沒能幸免。硅谷迎來了 10 年來的“至暗時刻”。
Airbnb 裁員第二天，在全球擁有 2.7 萬員工的 Uber 將這次風暴推向高潮。5 月 6 日上午，在 Uber 共享單車業務做工程師的王昊接到部門領導發來的視頻會議邀請，參會的員工被通知受到裁員影響。王昊所在的工程部有 500 多名正式員工，1000 多名合同工，全部被裁，整個項目被砍掉。會議只進行了十分鐘，王昊記得宣布決定的領導十分平靜，他本人也在被裁員名單當中。
雖然裁員的風聲已經傳了兩個多月，但真正來臨的時候，王昊還是感到很突然。他原以為會更晚一些，甚至僥幸地想過，“家大業大”的 Uber 能躲過這一劫。
在王昊收到裁員通知的那天，Uber 裁員 3700 人。兩周后的 5 月 19 日，再次裁員 3000 人，裁員幅度超過全員的 25%，全球幾十個辦公室被直接關閉。
短短一個月間，硅谷的大量從業者驟然失去工作。根據 layoffs.fyi 提供的數據，美國已經有超過 529 家科技公司實施裁員，波及員工近 7 萬人，其中硅谷的公司占到 39%。他們曾經在全球最尖端的地方，做著光鮮體面的工作，拿著令人艷羨的薪水。疫情下的裁員風暴掃過，把他們忽然卷入到巨大的不確定當中，成為 300 多萬領失業救濟中的一員。
硅谷有一句名言這樣說：硅谷是在印度人和中國人的背上建立起來的。加州是美國華人最多的區域，根據一份數據，在硅谷，外籍員工占比達到 37%，其中三分之一是華人。
在硅谷工作的華人們陷入了窘境。除了失去工作，生活節奏突然中斷，困境中找工作的難度倍增外，他們還面臨更為嚴峻的身份問題——在硅谷工作的華人持H-1B 工作簽證的居多，這類簽證規定持有者失業時間不能超過 60 天。超過時限沒有公司接收，失業者只能離境。他們的人生規劃和軌跡將被迫改變。更糟糕的是，疫情影響下回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管留下還是回來，都是兩難的困局。
Uber 軟件工程師徐凱在第二輪裁員時失去了工作。去年他剛剛研究生畢業，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持續了還不到一年的時間。被告知裁員后的那天下午，他腦子很亂，什么也沒做。后面怎么辦？他暫時沒有想法，只能先讓自己冷靜下來再思考。那天晚上他睡得很早，不到 9 點就上床了，安靜地躺了很久。“像一條咸魚一樣。”徐凱這樣形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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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硅谷的發展一路高歌，從業者的人生也跟著科技公司一起騰飛。升職加薪、結婚生子、上市分股、財務自由——對于硅谷的工程師們來說，未來的軌跡是可以展望并掌控的。疫情打斷了這個進程。
華人工程師們最迫切要面對的首先是身份問題。郭毅差一點就拿到了美國綠卡。他被裁員的時間點，正好是他的綠卡申請進行到最后的面談階段。
10 年前郭毅在紐約研究生畢業后，開始到硅谷工作，這些年一直持工作簽證。2015 年他跳槽到 Uber，通過公司進入綠卡申請的排隊。直到 2019 年，排隊整 4 年后，他終于進入了實質性的綠卡申請程序。綠卡申請需要保證工作的穩定性，但 2019 年，郭毅還是選擇從 Uber 跳槽到待遇更好的 Airbnb，因此中斷了流程。排隊時間又延長了八個月，正好撞上美國疫情爆發。當時郭毅并沒有想太多，不過是多等上幾個月，會有什么意外發生呢？他本能地這樣想。
綠卡申請進行到最后的階段，面談約在六月進行。接著美國疫情加重，移民署暫停業務辦理，接著郭毅接到了裁員通知，失去工作。在失業的狀態下，哪怕移民署恢復辦公，他的申請也不可能被通過。
王昊在硅谷工作 7 年多，履歷光鮮，就職的都是特斯拉、Uber 這樣的明星企業。早幾年，他一直拖著沒有去處理綠卡的事。過去的經驗給硅谷的華人工程師們留下一個印象——綠卡申請不必著急。高科技從業者在美國拿工作簽相對容易，續簽兩三天就能解決，他們有足夠多的時間可以慢慢考慮留在美國還是回國，對身份問題也沒有危機意識。
這次他有些慌張了。Uber 給被裁員工延續了一個月的在職狀態，也就是說，留給王昊找新工作的時間是 90 天。他已經在硅谷附近買了房子，妻子孩子都在身邊，孩子還小，一個人的變動牽動的是整個家庭的動蕩。
圖丨視覺中國
在裁員潮中找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難啊，太難了！”王昊發現，在招聘的職位里，相同能力要求的崗位待遇明顯下了一個臺階。一個硅谷招聘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到，現在只需要用原先 70% 的整體薪水包，就能吸引來很多面試簡歷。很多公司一邊裁員一邊招新，無非是想趁此時機以更低的價格招到更高階的人才。他在招聘網站上投遞的幾十份簡歷，全都石沉大海，沒有一份有回音。工作機會不是完全沒有，但所有的面試都來自于認識朋友的內推。
“如果是沒有人脈資源的應屆畢業生，今年找工作很難。”他說。
這兩個月，王昊的情緒經歷了多次漲落。他發現自己的面試技巧已經生疏，由于太想得到一份新工作，他很緊張，交流時會出現說話不順暢的情況。他沒能進入第二輪。之后的幾次面試，又重復過這樣的情況。有一次面試已經到了終輪，他覺得自己表現不錯，但最后依然被拒絕了。
焦慮讓他們不得不學會妥協。郭毅的一位朋友在失業后很快接受了一家小公司的 offer，薪酬降低很多。最艱難的部分來自心理層面。這是華人工程師們的共識。留學美國，就業硅谷，他們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這樣的挫折對很多人來說是人生第一次。郭毅比其他人更能理解這樣的心情。2010 年他剛大學畢業，當時美國經歷了 08 年金融危機，還在緩慢地恢復中，工作機會稀缺。他待業三個月后才找到唯一一份工作，是硅谷一家很小的公司。今年相較十年前是低階版的危機，但對一直沉浸在硅谷繁榮中的從業者來說，已經足夠造成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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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偉是 Airbnb 的一名工程師，他幸運地在 5 月 5 日沒有收到一對一的會議邀請，但是他的很多同事和朋友收到了，其中一位朋友來告知他消息時，他十分震驚。對方是公司的元老之一，頭腦聰明，工作勤奮，領導力強，“他是多少公司跪求的人才，失去這樣一個人是巨大無比的損失。”他覺得十分惋惜。
更早的三月，他就有朋友遭遇裁員，整個部門被裁掉，對方找他聊的時候還反過來安慰他，希望他在這輪變故中安然無恙。那時李宏偉給朋友做過一些職位推薦的工作。推薦很有效果，對方在三周后就找了比之前更好的工作。他想幫助更多人找工作。
起初，李宏偉只是想找個方式幫幫身邊受影響的朋友，為正在經歷艱難時刻的同僚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當天晚上，他在自己的公眾號上寫了一篇文章，決定建立一個“科技公司工作機會守望互助社區”和一個可以隨時更新的提供工作信息的網絡鏈接。
互助群里整理的招聘信息
郭毅是第一個被李宏偉拉入社區互助群的同事。他在職位受影響之后給李宏偉發消息說：“我被雷了。”李宏偉很為他難過，立刻拉了群，給他介紹了兩個有需求的招聘者。這個群的二維碼隨后被李宏偉分享到朋友圈，成為社區的第一個互助群，很快在幾個小時內發展到 200 多人。
互助信息在華人間迅速擴散，三天后，社區的人數超過 2000 人，互助群里的人數很快達到上限，然后一個接一個擴張，最終建起 9 個群。網絡文檔里收到來自 100 多家公司將近 300 條招聘信息，并且有 8 個人主動找到李宏偉，申請加入社區成為志愿者，為在這次裁員風暴中受到影響的同伴們提供義務幫助。
“試一試，能幫一個是一個。”李宏偉的初衷很簡單。
社區的發展速度讓李宏偉非常意外，也給他帶來了大量的額外工作。微信群的人數超過 200 人就不能直接掃碼進入，需要李宏偉一個一個手動邀請，這是一項機械且費時的工作。他特意算了算，拉一個人需要操作最少 5 次。所有的業余時間幾乎都被這項工作填滿了。最初的一周，他每天拉人入群拉到凌晨兩三點，早上 5 點就起來接著拉，“睡眠嚴重不足，快吃不消了”。
直到有志愿者加入。有人主動把這項費時費力的工作攬了過去，李宏偉才得以騰出時間做點別的事情。
整理工作機會的文檔是另一件麻煩事。在線文檔向所有人開放，每個人都可以對文檔做出修改，但又不是所有人都會操作，導致文檔里的內容經常出現混亂，需要李宏偉時常去進行二次整理。訪問權限被人不小心關閉的情況時有發生，更嚴重的是信息直接被刪除。
有一次，李宏偉的一個開公司的朋友發布了招聘信息， 不久后發現被人全部刪除，李宏偉只得在后臺數據里一行一行往前翻，翻過一百多條招聘信息，才終于找到原始記錄，再一個一個拷貝回來。為了讓文檔形式簡單易操作又不容易被破壞，李宏偉做了大量的研究，一遍遍來回修改。
“需要我去做的事情太多了。”李宏偉說，每天幾百上千的人添加他為好友。除了入群，他們還向他傾訴、請教，未讀消息總是在幾百條，他需要每天專門騰出一段時間用來回復消息。
但他的付出沒有白費，更多人以幫助者的身份加入到社群中來。Uber 的前 CTO 被吸引進來，主動幫忙傳播，為互助社區帶來一輪流量高峰，人數暴增 50%。社區在兩個月里增加至 5000 多人。在 LinkedIn 工作的華人工程師發現了這個組織，自愿捐出公司為員工提供的 9 個高級會員，每個價值 200 到 400 美金，其他華人也受到感召，超過 50 個員工接著捐出了 170 多個高級會員資格。他們把這些捐贈優先分配給失去 offer 的應屆畢業生，“他們沒有人脈沒有資源，是最困難的一個群體。”李宏偉解釋。
“我收到 offer 了！”社群建立不到一個月，開始有人在群里分享好消息，除了收獲很多祝賀以外，有成功經驗的人也繼續在群里鼓勵他人、傳授經驗。
“總體來說大家的狀態是很積極的。”李宏偉接觸了上千被裁員的人，雖然有沮喪有迷茫，但他感受到的，更多是每個人積極尋找解決辦法、互相伸出援手的樂觀氛圍。
長久以來，在外界對硅谷的印象中，華人是一個沉默的群體，一是缺少高層，二是遇事不抱團，這與在硅谷的印度人正好相反。而互助社區的出現，打破了這個印象。
李宏偉出國前就聽過這個說法。他記得當時有一本書叫《丑陋的中國人》，很風靡。出國后，他發現大家只是交往不多，比較松散，沒有到傳言那種程度。這次事件堅定了他的看法：“真正需要幫忙的時候，大家很快就聚起來了。”
徐凱也發現了這個互助組織，當時他還不認識李宏偉。網絡文檔里的招聘信息里有各個公司的招聘需求和郵箱，他篩選了十幾條跟自己匹配的信息，發過去的郵件幾乎都收到了回復，“效率非常高。”他說，這個互助社區的信息給他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他也加入進來，成為社區的一名志愿者。
徐凱沒有把自己的遭遇告訴國內的父母，他怕父母擔心。我們聊天過程中，他不下十次提到：“這個細節不方便說，因為不能讓父母看出來是我。”父母從新聞上看到了 Uber 裁員的新聞，但他絕口不提，他們便默認他沒有受到影響。在跟父母的視頻通話中，他還是那個正在居家辦公的 Uber 工程師。
他覺得情況還沒有那么糟，“我挺幸運的。”得知他被裁員之后，很多朋友也主動來寬慰他，幫忙聯系公司內推，其中包括一些平時交往并不多的朋友，甚至是級別比他高很多的業內前輩。“他們的幫助數量非常多，并且非常有質量。”
找工作的日子變成比上班時還要繁忙。為了幫助被裁員工再就業，Airbnb 和 Uber 都建立了信息分享的招聘平臺，郭毅被裁員后把自己的信息掛上平臺，第二天早上起來查看，發現一夜之間涌入四百多條來自獵頭的消息，“我還蠻意外的。”他說。失業的前十天，他的全部時間都用來回復獵頭的信息，依然覺得十分繁忙，只得將晚上原本陪孩子的三個小時也用來處理找工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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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來的失業讓王昊陷入關于未來的迷霧當中，“一下子不知道該怎么走了。”有兩周的時間，他消沉了下來，停止了投簡歷，幾乎想要放棄。每天只是跟人聊聊天，聽聽別人的建議，不知道該做什么。他開始考慮其他的選項，比如離開，比如繼續讀書，他還給一所美國的大學投了讀博申請。
他甚至開始認真考慮起回國的選項。接到裁員通知時，王昊轉頭告訴了也正在居家辦公的妻子，妻子的反應很平淡：“那接著找工作唄。”
隨后她又補了一句：“我們要不要回國啊？”
這個選項曾經被多次提起，最后都無疾而終，因為缺少一個時機。妻子想要回國，可以離家人更近。但對王昊來說，這是一個復雜的選項。回國繼續做工程師還是創業？孩子怎么辦？房子怎么辦？能不能買到回國的機票？很多問題同時涌向他，他覺得自己從來沒有這樣迷茫過。
距離簽證身份到期還有兩周時間，王昊在等待最后的結果。所有的面試都將在這周結束，他已經得到了一個口頭 offer。“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他恢復了一些信心。“雖然經濟受影響嚴重，但數字確實在慢慢變好，我還是比較樂觀的。”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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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即將畢業的張爽更改了她的人生規劃。她正在密歇根大學念計算機專業，原本打算畢業后留在美國工作幾年。去年底，她拿到一份美國某世界 500 強企業的實習 offer，實習將在今年暑假進行。4 月，這家公司裁員的消息傳來，不久后，她收到了實習被取消的郵件，整個公司的實習項目被砍掉。這個消息給了她當頭一棒，整個暑假計劃被打亂了，要想在裁員潮中再在美國找到一份實習，幾乎是不可能的。
張爽目睹了今年畢業的師兄師姐比她更難堪的境遇——工作 offer 直接被撤回，畢業即失業。“待在美國，可能隨時會陷入這樣的身份困境，不確定因素很多。”她改變了之前的想法，轉而投了國內的科技公司，在深圳找到一份實習。“比聽說的情況要好，沒有 996，身邊的同事也很年輕，大家玩得很開心。”張爽決定畢業后直接回國。
五月中旬之后，郭毅的時間開始被面試填滿。最多的時候，他一天要進行 5 個面試。最長的一次面試進行了 7 個半小時。五月底，他收到了第一個工作 offer，之后陸陸續續一共拿到 6 個 offer，7 月初，郭毅有了一份新的工作。
在面試了大概 10 家公司之后，六月中，徐凱也拿到了一個令自己滿意的 offer，并在半個月后成功入職。“如果沒有大家的幫助，可能沒有這么順利。”他知道自己是被幸運眷顧的那一個，仍然還有很多人處在艱難的境況當中。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除李宏偉外，其他人物皆使用了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