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維度深度解讀中國5G商用：趨勢、挑戰、發展與未來
一、為何選擇6月6日發放5G商用牌照?
中國選擇在6月6日正式辦法四張5G牌照，我認為是一種“綜合理性”考量之后的結果。
趕在上半年結束之前發5G牌照，且一次性發了四張，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預期。去年12月左右工信部還曾對外說發布試商用牌照，以及在今年3月份釋放擇機發放牌照的信號。
只不過沒有多少人會認真預見到在今年上半年發了四張，因為整個產業鏈都在等待17個試點城市試點的結束，而在很多資深業內人士看來，在此之前發放牌照由于產業鏈，尤其是終端成本高昂，合適的發牌時間應該在明年年初。
不過這或許是一種理性之下的誤判——純粹經濟動物思維的誤判。所以我對此時5G發牌，形容為綜合理性決策：綜合理性是權衡全球5G發展格局、競爭態勢、時局形勢之后的選擇，這種選擇在任何單一的從技術成熟度或者經濟成本的視角的分析都會令結論有失偏頗。
中國5G產業發展有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態勢，如果我們超越中國市場觀察，我們就會發現在5G領域發生了一些事情，正在對我們形成壓力，從德國英國澳大利日本對中國設備商的封堵，到多個西方國家參加的布拉格5G安全會議，再到美國針對華為的禁運，一種扭曲的力量正在迅速形成，這種力量是在安全的名義下對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逆流，但是來勢兇猛。
對于中國5G產業鏈來說，需要一種突破，以對這種扭曲和逆流對沖。在規模試驗基本完成的情況下，提前發放5G牌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至關重要的選擇。通過發牌，監管層提前消除產業不確定性，力促中國5G產業鏈發展的意圖非常明顯，其核心在于為放大和釋放中國市場力量的決定性作用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這一點，從工信部在5G發牌的官方聲明中也可以明確的看出來。在這個考量中，非常明顯的是產業的發展是管理層關注的重點，只有在產業的供給側完成改革，才能真正的解決需求側(用戶)的體驗的問題。這也是一種綜合理性，在兩難選擇中，你總要選擇一邊，那么本著長期收益最大化的原則，首先促進5G供給側的發展，是符合公共利益的。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整個5G產業鏈，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顧及大局”，所謂大局，就是整個產業的利益和發展，而不是一家之得失，更不是誰比誰速度快的低層次競對，也不應該是上下游伙伴之間的信口承諾。如何形成市場的合力，讓中國市場的力量真正的對全球5G產業鏈形成積極正面的推動力，是整個中國5G產業鏈需要思考的哲學問題，否則5G牌照提前發放的意義在哪里?
中國發放5G牌照之后，將對5G技術全球市場形成某種確認機制，全球供應鏈的可靠性將是一次檢驗和選擇。
二、5G的成敗是全社會的事情，不只是電信運營商的事情
5G是一種通用技術，就像電力一樣。某種意義上，5G商用可以分為大商用和小商用，小商用即傳統意義上電信運營商被許可正式開始網絡建設和運營;大商用是各個行業與5G的深度融合。
從這個角度，5G的成敗就不再是電信運營商一家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的事情，對于各個行業而言，或許也應該有一個5G商用的路線圖。以目前的階段看，已經充分意識到5G+的未來前景的行業包括自動駕駛、視頻、工業制造、互聯網。其顯著性的標志相關國際和國內的技術組織、產業聯盟、國家行業發展指導意見都已經把5G作為最重要的技術要素納入技術演進規劃，并已經開始積極的推動產業試點。
在5G商用之后，電信運營商、5G設備制造商、行業組織、國家標準化機構、產業技術聯盟應該協同起來，首先從技術和標準層面解決5G與行業融合的問題，各方應該審視和檢查現有的行業技術標準，并展開討論，或許成立某種新的組織是必要的。比如建筑行業、智慧城市、電力行業、交通行業、制造行業。整個社會需要意識到，如果不首先從技術規范和標準層面展開嚴謹、認真、系統的討論和研究，并更新本行業的規范體系，5G與行業的融合將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
每個行業的領導廠商的CEO，是的，不是CIO，需要考慮5G到來之后對自己的市場地位和業務的挑戰，如果觀察每一代信息技術的進步，我們會發現影響社會的關鍵技術的周期更替，對行業巨頭的影響是最大的，以通信行業自身為例，已經消失的巨頭就包括北電網絡、摩托羅拉。傳統行業在新技術的沖擊下巨頭被淘汰的更是比比皆是。
當然，最重要的事情是需要為5G準備人才和預算，無論是作為CIO還是CEO，都需要馬上為5G準備相應的人才，把5G人才的招募和培訓提上議事日程;并為每個業務部門準備好相應的預算。
顯然，政府部門是推動5G發展的關鍵力量之一，對于5G如果我們同意是像電力一樣的通用技術，我們可以回憶起今年大力推動的煤改電，政府部門提供了政策指引和財稅補貼以加快煤改電的進程，那么我們或許可以呼吁對5G的采納，出臺相關的財稅扶持政策是必要的，這是一種技術指引，你可以把5G看作是是一種技改，提供資金補貼將是合適的，也是必要的。其目標是政府通過財稅政策為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提供一種傾向指引。
三、用一張牌照解決700M頻段的問題是中國式智慧，中國廣電歡迎入局
700M頻段的問題始終懸而未決，5G發牌這一問題得到根本性的改變，為中國廣電提供一張5G牌照是中國智慧。
筆者早在2018年就曾經撰文呼吁700M給廣電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理由有三個：一是在競爭模式上，由于脫胎于行政體制，我相信國網的5G玩法將與三大電信運營商純市場化的玩法截然不同，有利于三大運營商創新和學習;二是將擴大中國5G市場規模，對中國電信設備制造商有利;三是對用戶有利，可以多體味市場化和非市場的帶來的豐富多彩的全新服務體驗。
為中國廣電提供一張5G牌照，至少有三個意義：
一是能夠擴大中國5G市場規模，加速發展5G產業。 700M頻段或將成為中國廣電開展5G運營的主要頻段，優質的低頻紅利被納入移動通信，多年未能解決的問題得到根本性的處理這將進一步促進廣電系的內部資源整合，對中國5G發展引入新的資本玩家。
二是中國5G頻段分配與全球同步，有利于享受全球頻段紅利。知名自媒體網優雇傭軍曾經做一個全球主要國家700M頻段5G分配統計，美國(70M)、日本(120M)、法國(110M)、德國(60M)、新加坡(90M)、俄羅斯(60M)、韓國(40M)、英國(60M)已經把該頻段用于5G并拍賣給了電信運營商。此次給中國廣電發5G牌照，可以說在主流頻段上，中國與全球電信產業頻段分配格局即將保持一致。700M頻譜的加入，將對中國5G的產業發展產生巨大的加速作用，新的產業鏈將會出現，同時網絡覆蓋平均成本也會長期降低。
第三，中國廣電運營5G，將豐富5G的場景。我們需要認識到一個事實，即中國廣電在體制上整合視頻內容產業具有天然的基因優勢，5G牌照為中國廣電提供了整合運營的籌碼，各地有線網絡、電視臺的談判地位和被整合難度將減小。這將為5G在兩年之內的發展提供有價值的場景。
當然或許會有人爭辯說中國廣電自身格局復雜整合挑戰較大，以及缺乏足夠的資本大規模建設5G網絡，甚至缺乏專業的運營人才，在筆者看來，這是一種靜態的觀點，其實這些問題并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只要給予產業發展的機會，問題都是可以在發展中動態的解決的，關鍵是頂層的制度設計上，要掃清700M頻段加入5G朋友圈的障礙，剩下的事情交給市場就可以了。
四、資金是5G建設的關鍵問題，但是解決問題并不是沒有辦法
5G將需要大量的資本，這個問題眾所周知，更密集的基站，更多的能源需求，新的維護和運維技術，都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所以5G的發展成敗將受制于資本的規模和投入的時間階段。
在過去的幾年，中國寬帶戰略實施，提速效果非常顯著，作為一項國家戰略，其主要的實施主體是電信運營商，通過大規模的資本投入，中國的基站規模、光纖里程、網絡容量，都迅速做到了全球第一，并實現了普遍服務。到了5G時代，國家寬帶戰略有必要繼續實施，但是我認為實施的主體應該擴大。雖然不至于在通信行業發展早期全民變相集資發展通信產業，至少在融資模式上，要為電信運營商、設備制造商。終端制造商提供政策層面的頂層設計，尤其是電信運營商作為產業鏈的下游，需要在網絡的建設上提供某種新的融資機制，才能達到為有源頭活水來。
當然，整個社會也需要從大格局的視角重新審視實施多年的提速降費戰略，做好短期需求與長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平衡。
資本是一個問題，但是作為一種能夠改變社會的通用技術，如果能夠有合適的頂層設計，逐利的資本是不會放過這一巨大的風口的，這其中的關鍵是，我們如何在短時間內建設完成一張全球領先的5G基礎設施網絡，并把這一基礎設施視為一種公共品提供政策的支持。
五、別擔心，NSA是眼前的茍且，所有人都知道SA才是詩和遠方
目前，商用部署的5G版本是NSA，非獨立組網，主要支持eMBB業務，即增強移動寬帶。這與5G標準的長期承諾，即面向行業場景的支持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是因為目前支持SA的標準還未能完全凍結;二是基于現實成本考慮，借助已有的4G網絡，可以實現快速部署5G。
對此，有觀點認為這是一種妥協，在我看來，這是一種技術理想主義。任何新的技術的發展，都需要得到“人”的認可和充分的認知。從個體的心理結構和認知結構分析，5G首先提供個體可以直接感知的到的體驗，將首先為市場提供信心，并完成5G的普及和教育。部署NSA之后，再部署SA，可以說具有水到渠成的效果：NSA完成市場普及教育，為5G跨過技術鴻溝進入快速普及階段;SA順勢而上，縮短在行業場景的采納周期。
相反，如果我們一開始就等待SA，那么在個體尚未充分的認知和體驗5G的情況下，必然增加局面的復雜性，并且可能導致整個社會失去對5G的信心，更關鍵的NSA可以為SA的部署提供資金支持，緩解在行業場景電信運營商和客戶大規模的投資的困難。
此外，如前所述，SA的廣泛應用還需要行業標準化組織修訂技術標準，這需要時間和耐心，在這段時間，通過示范和驗證的方式推進，并不影響長期的發展。
電信運營商中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已經明確表態把SA作為目標。比如從2019年開始中國電信在北京等8城市開展SA+NSA混合組網的擴大試點，已實現多省多地跨域聯通的5G規模試驗網。所以沒必要擔心中國的5G會在這方面不領先，華為在2018年12月份就宣布已經通過工信部組織的5G獨立組網(SA)測試。技術方面的成熟度并不熟問題。
六、電信運營商最大的挑戰是思維的挑戰和組織的挑戰
5G發牌，對電信運營商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的開始。可以說，電信運營商在5G上從思維到組織并沒有真正的準備好。管道思維根深蒂固，的到來，對于電信運營商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咨詢公司STL Partners把電信行業定義為 “協同時代”，在協同時代有兩個基本特征：
- 電信行業本身已經趨于成熟，或者說增長不再是電信行業的主要任務
- 人類面臨前所未有之大挑戰，達到國家，小到企業和個人，環境壓力和資源壓力越來越大，經濟、社會、個人、組織，都需要協同起來共同解決這些前所未有之困局。
STL Partners毫不客氣的指出：電信運營商追逐的目標“改善世界的連接型，讓更多的人口連接到網上，不太可能為電信公司帶來大量新的收入”，因為這已經不是整個社會要解決的“大問題”，政治家、社會活動家、經濟學家和企業家，根本不關注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他們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全球的電信運營商，尤其是中國的電信運營商還在思考5G時代流量怎么收費，用戶怎么增長，在整個社會看來，這不過是“芝麻大點事兒”，資本市場、公眾和政治家，根本不關注。
如果電信運營商的思維，在5G時代不從自己的增長身上離開，去關注和研究整個社會的問題，那么電信運營商被時代拋棄將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組織的挑戰是另一個電信運營商面臨另一個嚴峻的挑戰，始于固網時代，按照行政區劃，以屬地運營為主的組織機構，盡管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和4G時代，電信運營商以垂直領域專業化運營機構的模式做了調適，但是在本質上以屬地運營為主的組織運轉模式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5G的業務特征是超越地域的、跨越行業的、超運營商的、超組織的;這與行政區劃為主的屬地運營并不相容;而更為關鍵的是準行政管理的組織控制模式和自上而下的KPI指揮棒機制，在面對復雜的行業市場、逐漸大一統的行業融合、企業自身上下游產業鏈融合大趨勢下，會顯得更加僵化。
5G需要電信運營商徹底的改變自己的組織結構和組織運營模式，這個課題剛剛開始，我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也是在5G時代能否成敗的關鍵。此前筆者曾經提及一個觀點，認為在5G時代電信運營商的核心任務是：尋找并構建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行業科學家共同組成的人才隊伍，構建一個能夠理解人類、國家、社會、人的問題的知識生產能力體系。那么，組織的變革，也需要根據任務進行調整。
七、中國5G的發展還有哪些必須邁過去的山
5G發牌是中國5G發展的發槍令，只是開始。真正的發展還有很多挑戰需要去克服。
短期來看，中國5G發展需要完成規模性的網絡建設，中國移動就宣布將加快5G網絡部署，預計在今年9月底前在超過40個城市提供5G服務，讓用戶“不換卡”“不換號”就可開通5G服務。
但是網絡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這需要設備商比如華為、諾基亞貝爾、愛立信提供足夠的設備，也需要高通、Intel等提供芯片的產能，電信運營商部署網絡也需要周期，能夠開通多少的城市，取決于5G產業鏈的協同。
5G終端是另一個門檻，目前能夠支持5G的手機主要以華為、OPPO、一加、小米、三星為主，最大的玩家蘋果由于與高通和Intel的恩怨，在2019年看來沒有希望能夠推出5G手機。無論是款式和價格，5G手機都還需要時間。整個終端產業鏈能夠準備出普及型的5G終端至少還需要一年以上，這是客觀的產業規律。
5G原生應用還在路上，在這方面，目前可以體驗的4K/8K直播、無人機、VR/VR/XR、云游戲，以及自動駕駛、智能工廠、遠程手術，大都還是陽春白雪，原生于5G的應用還需要傳統行業與電信行業共同協同創新，關鍵是投入創新的成本。考慮到創新是少數人的事情，以及是高風險的事情，短期之內我們不能指望能夠有殺手級的5G應用，或者我們只能從4G的殺手級應用中尋找5G增強的應用。
安全是另一個5G發展的關鍵挑戰。由于引入了新的以IP為主的網絡架構和新的業務模型，整個5G的安全機制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
5G是以數字社會的基石的姿勢出現的，其將于AI、IoT共同組成未來數字社會的基礎設施，與4G、3G、2G完全不同，5G能夠支持大規模的設備連接(汽車、醫療儀器、工業控制設備)，引入垂直行業的全新業務(自動駕駛、遠程手術、工業互聯網)、基于云和IP的全新架構(SDN/NFV)，這為5G的安全架構帶來了全新的挑戰。
在2018年，Wipro曾發布一份網絡安全報告，其中列舉了有關5G安全的關鍵挑戰，一是在垂直行業場景維度，羅列了典型場景下，因為5G的引入，可能帶來的潛在安全風險和新的安全要求，比如自動駕駛場景下對汽車網絡的攻擊、遠程手術和醫療場景下對個人數據、因素和實時通道的安全管理;二是新的云和虛擬化技術(SDN、NFV)等引入帶來的網絡的開放性、可編排帶來的潛在安全威脅;三是切片技術引入5G架構帶來的跨域跨層安全風險。
所以在5G時代，一切有價值的且能夠從連接中受益的東西都將連接到網絡，這意味著，思考5G安全的關鍵出發點是：如何保護這些有價值的資產和實時動態產生的利益。而思考的維度，將不能只局限技術攻擊，更要防止社會工程攻擊，并且預防蝴蝶效應式的安全大崩塌。
八、促進5G的發展，需要哪些政策供給?
如前所述，5G是全社會的事情，事關整個數字化社會的基石構建，也事關全球產業鏈的話語權競爭，更涉及未來的網絡安全，所以顯而易見，發展5G，需要在產業政策層面提供一些積極的供給，在我看來，應該把5G的發展提高到整個經濟和社會發展基石的戰略高度，進行產業政策設計。
在電信行業本身，適度的財稅政策支持將是必要的，尤其是對基于5G的新技術和新應用、新終端的創新研發的支持。有兩個領域我認為需要特別關注，一是新的行業平臺，二是5G融合的新終端。
資本運營將是5G時代的重要要素，僅僅就電信運營行業而言，目前投資管控的機制和模式或許需要作出某些關鍵性的調整，不如在風險控制和投資激勵上，以為5G的創新提供足夠的風險資本支持。
一些行業的技術改造和創新資金應該把5G的采納納入考核和支持的范圍，比如銀行的技術改造貸款項目、實體經濟財政專項激勵資金等，對5G實時優先支持。
當然，如果能夠對5G產業鏈的研發、科研人才提供某種激勵和支持，那是5G發展的根本大業。
此外，我認為，中國應該專門對基于5G的商業模式創新提供政策激勵，商業模式是一種知識產權和創意，對商業模式的保護也是對知識產權的保護，5G成敗的關鍵之一就是商業模式的創新。
自從6月6日之后，中國開啟了5G時代，牌照的靴子落地了，只是開始，真正的5G普及更多的需要在頂層設計、產業協同、模式創新、政策扶持、運營創新、人才培養作出可持續的努力，這需要時間、耐心、協同、創新和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