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確實針對性很強啊。

就在今年陶哲軒都不得不在線為科研經費奔走，強調科研推動經濟增長之時，諾獎用經濟學獎給出了最佳輔助——

頒給了強調“科技創新如何有力推動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家。

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黛安·科伊爾（Diane Coyle）表示，她很高興看到社會重新認識到投資基礎研究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

這獎項提醒我們，持續投資科學研究，才是促進創新與長期增長的根本之道。

三位創新經濟學學者

202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三位學者，他們揭示了技術與科學創新如何與市場競爭相互作用，從而推動經濟增長。

其中，一半獎項頒給美國伊利諾伊州埃文斯頓的西北大學經濟史學家喬爾·莫基爾（Joel Mokyr）。

在莫基爾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他揭示了科學突破與技術應用之間如何相互促進、形成自我強化，從而推動經濟持續增長，因此獲獎。

另一半，由法蘭西學院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以及布朗大學經濟學家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分享。

他倆的獲獎成果可追溯至上世紀九十年代。

當時，年僅三十多歲的兩人在一篇聯合論文中構建了一個開創性的數學模型，用以解釋企業如何通過研發投資不斷改進生產工藝、推出更高質量的產品，最終取代原先的巨頭。

接下來，讓我們分別看看這三位都是什么來頭。

先來看今年三位得主中資歷最深的——喬爾·莫基爾。

莫基爾出生于1946年，現年79歲，現任美國西北大學經濟學與歷史學教授，長期研究科技進步、制度與思想如何推動經濟增長。

他曾任《經濟史學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主編，并擔任美國經濟學會與計量史學會等學術機構的領導職務。

莫基爾主張，工業革命并非歷史偶然，而是知識體系、科學精神與社會文化共同演化的結果。

正因如此，他被譽為“將思想史納入增長理論的第一人”，其研究也被諾貝爾委員會稱為“解釋人類持續增長起點的關鍵橋梁”。

莫基爾本科畢業于以色列希伯來大學，1974年獲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在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及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擔任客座教授。

再來看另外兩位重量級學者——菲利普·阿吉翁與彼得·豪伊特，兩人共同提出了著名的內生增長理論，在創新經濟學領域，他倆是僅次于祖師爺熊彼特的人物。

阿吉翁于1956年出生在法國巴黎，本科和碩士畢業于巴黎第一大學，在哈佛大學經濟學系攻讀博士，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

畢業后，他曾在MIT任教，后擔任歐洲復興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后又在哈佛拿到終身教職，現為法蘭西學院教授，同時兼任INSEAD與LSE教職。

作為當代創新經濟學的重要推動者，他多次為歐盟、法國財政部和OECD提供經濟與創新戰略咨詢，還曾擔任馬克龍政府顧問，并且獲法國榮譽勛章表彰。

阿吉翁的長期合作者——彼得·豪伊特，是布朗大學名譽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

1946年，豪伊特出生于加拿大，他在麥吉爾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與碩士學位，并在西安大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

此后，他曾在卡爾頓大學、西安大略大學及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任教，1996年起執教于布朗大學，直至退休。

除創新與增長理論外，豪伊特早期還專注于貨幣經濟學，對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及貨幣政策的長期效應進行了修正性分析，為理解通脹、就業與經濟波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讀懂諾獎經濟學成果：從停滯到持續增長

在此前人類歷史的漫長歲月中，盡管偶爾會出現重大發現或技術突破，但每代人之間的生活水平其實并沒有太大差別，全球GDP可以說基本沒怎么往前動過。

十八世紀，始于英國的工業革命首次打破了這潭平靜的死水，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自此不再是概率事件，而是形成了一個能不斷自我強化的創新循環。

此后，除了在少數特殊時期——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或其他金融危機——增長，而非停滯，成為了人類社會的新常態。

過去兩百多年里，許多國家的年均經濟增長率能夠保持在約2%。

聽起來雖然不多，但實際上，隨著復利效應的持續疊加，這意味著所有人的收入，會在工作的幾十年里實現翻倍。

為了解釋這臺突然全速運轉的“經濟機器”的運作原理，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著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提出了那個聞名遐邇的概念——創造性破壞。

熊彼特認為，經濟的本質并非靜態平衡，而是一個在不斷被創新者打破的交替過程：

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沖動來自新的消費品、新的生產方式、新的市場以及新的產業組織形式，這些都源于創新精神。

在他看來，創新不斷摧毀舊的產業、技術與企業，同時孕育新的增長動力。每一輪技術革命都帶來結構性轉變，舊秩序被淘汰，新的生產體系得以建立。

簡單來說，經濟繁榮的真正源泉不是外部刺激或政策干預，而是企業家在利潤驅使下所開展的創新活動。

可以說，熊彼特絕對算是創新經濟學的開山鼻祖了，學者們將他提出的這類創新統稱為——「熊彼特式創新」，絕大部分的主流經濟學教材里都充斥著它的影子。

而今年的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正是在這一思想的基礎上進行了演化，他們結合自己的研究專長，用新的方法補充并深化了這一經典命題。

其中，喬爾·莫基爾通過經濟史入手，揭開了創新推動經濟增長的面紗——有用知識的積累，是催生出創新，從而帶來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莫基爾將“有用知識”分為兩種類型：

1、命題性知識，即對自然規律的系統理解，解釋事物為何能運作；

2、規范性知識，如操作指南、工藝圖紙或配方，說明事物應當如何運作。

在工業革命之前，人們大多依靠經驗式的“知道怎么做”，卻并不理解“為什么能行”，因此在煉金術、永動機這些本就注定走不通的道路上浪費了不少時間。

到了16至17世紀的啟蒙時代，科學革命改變了這一點。研究者開始意識到測量、實驗與可重復驗證的重要性，命題性知識（理解原理）與規范性知識（指導實踐）之間終于建立起良性循環。

例如，蒸汽機的改進離不開當時對大氣壓和真空的理解；鋼鐵冶煉技術的突破，也源于人們掌握了氧氣在降低鐵碳含量中的作用。

正是因為這種有用知識不斷累積，舊發明被持續改進，新應用層出不窮，人類經濟才終于駛入了持續增長的軌道。

如果說莫基爾是通過觀察歷史趨勢，識別出了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那阿吉翁和豪伊特則借助數學模型，刻畫了技術進步促使經濟繁榮的具體機制。

而阿吉翁和豪伊特則受現代數據的啟發，構建了一個數學經濟模型，展示了技術進步如何帶來持續增長。

表面上看，英國、瑞典等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長期保持穩定，但在這平穩的曲線之下，隱藏著劇烈的結構變化。

以美國為例，每年約有超過10%的企業倒閉，同時也有相同比例的新企業誕生；即便在其他國家，這種“新舊更替”的模式也大致相同。

阿吉翁和豪伊特敏銳地捕捉到，這種企業與崗位不斷被淘汰與取代的過程，正是經濟持續增長的發動機。

當一家企業憑借更優質的產品或更高效的生產方式脫穎而出時，它會暫時占據市場領先地位。

但與此同時，無數潛伏在暗處的初創公司也在蓄勢待發。為了顛覆巨頭，它們不斷投入資源，加速創新。

待更出色的產品問世，昔日的巨龍應聲隕落，屠龍少年也隨之化為新的巨龍，新一輪的創造性破壞也隨之開始。

當這種你追我趕的循環不斷重演，整個行業得以向前演化。

如今，AI的崛起，恰恰正在掀起又一場席卷全球的創造性破壞，也讓今年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顯得格外深刻。

創新從來不是所有人的狂歡——它成就了新的贏家，也注定將一部分人推向被時代忽視的角落。

除了企業被顛覆、產業被重組，AI 還可能導致部分工作崗位消失，甚至進一步加劇不平等。

面對這種變革，單靠無形的大手已遠遠不夠，必須制定完善的政策體系來防止市場失靈。

正如諾貝爾委員會在官方新聞稿中所強調的：

經濟增長并非理所當然，我們必須維護創造性破壞背后的機制，這樣我們才不會再次陷入停滯。

拿下諾獎經濟學的貴族二代

當然，有意思的永遠是獲獎者本身。

在獲獎的三位經濟學家中，最有趣的當屬法國人阿吉翁——這位經濟學家，出身于一個條件優渥、十足藝術的家庭。

阿吉翁的父親雷蒙·阿吉翁（Raymond Aghion）是一位畫廊老板，活躍于巴黎的先鋒藝術圈。

雷蒙的父親，也就是阿吉翁的爺爺是埃及著名的猶太銀行家，但雷蒙并沒有甘心做一個繼承家族金融事業的富二代，他打算通過藝術改善這個文盲率高企的國家。

但這很快引起了埃及王室的不滿。上世紀40年代末，雷蒙攜家人離開埃及，前往阿吉翁外婆的老家意大利避難。

而阿吉翁的母親，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同樣也是一名傳奇人物，她是大名鼎鼎的法國時尚品牌——Chloé的創始人。

在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時尚幾乎只屬于高級定制服裝，能標準化生產的成衣尚未興起，正是阿吉翁的母親，讓時尚從貴族沙龍走向了大眾。

今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后，面對媒體的采訪，阿吉翁數度哽咽：

我首先想到我的父母，他們都是當之無愧的創新者。

除了父母之外，阿吉翁童年時身邊幾乎全是藝術家，家里簡直就像一個小型的時尚沙龍。

據阿吉翁回憶，許多后來享譽世界的名字都經常出入他家客廳，比如香奈兒前創意總監——卡爾·拉格斐 （Karl Lagerfeld）。

他曾經幫我做德語作業。

從小浸潤在這些時尚先鋒的氛圍中，阿吉翁形成了不愿被束縛的思維方式，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他在后續的經濟學生涯中，才發展出了一套對創新的動態認識。

One More Thing

除了經濟學研究之外，阿吉翁在AI和具身智能等前沿科技領域也經常發表看法。

其中最具爭議、也最引人注目的觀點之一，當屬他強烈批判對機器人征稅了。

鑒于經濟正處于前所未有的低迷期，而且嬰兒潮、退休潮正在興起，對機器人征稅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想法。

阿吉翁認為，阻礙機器人進入市場，并不能保住人們的工作，反而會讓失業率進一步提高。

事實上，他認為那些積極實施自動化的企業，往往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關鍵在于規模經濟。

當企業通過自動化以相同成本生產出更便宜、質量更高的產品時，市場需求會隨之擴大，企業規模也會隨之增長，從而帶來更多的崗位。

因此，如果讓企業因為提高生產率而承擔額外稅負，會阻礙市場的正常擴張，在長期會讓更多人丟掉飯碗。

話雖如此，但阿吉翁并不建議學生過早接觸AI。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一個傳統主義者，人們需要花時間寫作和閱讀，而不是整天盯著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