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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美互聯網巨頭的發展史，就會發現，幾乎每隔20年，全球的互聯網巨頭公司，就會迎來一波巨大的危機甚至滅頂之災。從此衰落或者是再次新生，沒有任何一家能幸免。

這不是危言聳聽。在這背后，是看不見的經濟周期和看得見人口變遷，在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20年一道坎，巨頭們的夢魘

11月20日，劉強東在沉默許久之后，首次發聲，“京東管理團隊已穩定成型。”外界猜測他是不是要交班。2018年是京東的極其動蕩的一年，伴隨著創始人的性丑聞事件同時，股價今年以來暴跌近50%。但是股價暴跌的深層原因，卻不僅僅是性丑聞這么簡單。

最近飽受折磨的創始人不僅僅是他，這個名單還可以列很長，涉及到中外各個巨頭：拉里佩吉、馬克·扎克伯格、馬斯克、馬化騰等等。

在這些巨頭和創立的公司身上，我們可以找出一個共性，那就是公司都成立了20年左右。而他們可能面臨著成立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而這個規律在上一波經濟周期中成立的蘋果、微軟等巨頭身上同樣適用。

我們先來看我們總結的一個互聯網公司危機周期表，一目了然。

為什么是20年?表面看，是公司的產品或者管理的落后，但是背后的真相是，這些公司和創始人踩到了經濟周期或者行業周期的紅線上。

認真分析，在20年的危機背后，會發現一些共同的規律：

1、老巨頭的危機：每一次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上一波經濟紅利期產生的科技巨頭都會出現問題，甚至是瀕臨倒閉，比如蘋果公司在1996年已經聘請了破產顧問，準備清算關門。董事會被迫請了喬布斯再次出山擔任蘋果CEO，力挽狂瀾，如果沒有他，蘋果就消失了。只是一個水果的名詞了。

2、新巨頭萌芽：每一次經濟危機，是老巨頭的至暗時刻，但是是潛在新巨頭的誕生時刻，在1998年，微軟瀕臨解體，但是谷歌、騰訊、阿里等未來的新巨頭都開始創立了。

3、內憂外患：巨頭的衰落，一方面是整體經濟形勢的下行，營收受到影響，但是另一個方面，最大的問題是其實公司由于搭乘著國家和社會的經濟紅利急速的發展，很多公司內部人員、管理、戰略的問題，其實會被快速的發展和繁榮所掩蓋，但是公司一旦放慢增長，問題馬上會爆發出來。

比如潘亂關于騰訊的那篇文章，本意是一個純粹的行業探討。之所以爆發出這么大影響和回響，除了文章本身，更重要是騰訊處在經濟周期和公司發展的拐彎點。騰訊之前一直都是行業明星，沒有人質疑過騰訊的增長和模式，但是在今年上半年，因為經濟放緩、相關政策、外部競爭、收入下降等多種內外部原因，騰訊整體增長放緩，這個時候發起的這個討論，剛好卡在了這個關鍵節點上。導致了輿論的大爆發，包括外部和騰訊自身對相關問題的進一步認知。

4、新技術的威脅：伴隨著經濟和社會調整產生的新一代技術，加速了和老巨頭的競爭，分流了用戶，革新了用戶體驗，進一步擠壓老巨頭的市場，這個時候如果再有外部的經濟波動，或者政策變化，可能就是一個滅頂之災。

1997年，谷歌創立時，微軟認為瀏覽器是互聯網用戶的核心入口，當時 IE瀏覽器占了80%的市場，根本看不上搜索。1998-2002年成為了Google發展的黃金期。 2003年初Google搜索網頁市場份額已經35%，搜索引擎份額約70%，微軟市場份額僅為15%。

從1997年到2004年，微軟一直深陷反壟斷案危機中。加上谷歌的沖擊，雪上加霜。市值從2000年跌破6000億美金后，直到2017年10月才再次恢復6000億市值。花了17年時間。

5、周期性危機：我們發現，新經濟的發展，引發的危機是有周期性的。從1978年到2018年，基本上是20年為一個周期。但是新技術會縮短危機的發生的周期時間。也就是說，越新的技術，越后來成立的公司，發生公司化危機的周期可能就越短。從圖表中我們可以看到，上一批是20年，當新興巨頭們的半衰期已經開始縮短到15年，接下來可能就是10年。

公司衰落背后的經濟周期

任何一個經濟周期和行業周期的背后，都必然會經歷復蘇、繁榮、登頂、衰退、蕭條，再復蘇。循環往返，永不停歇。

20世紀20年代，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比較了多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后發現，經濟發展存在一個為期50—60年的周期。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經濟周期理論——“康波周期”。

后來，美國的伊斯伯爾丁對這個理論進一步的解釋，一個康波周期大約包括3個庫茲涅茨周期(因在建筑領域表現明顯，也稱為房地產周期)每一個庫茲涅茨周期是20年左右。這個周期剛好是我們開頭提到的互聯網巨頭的半衰期。

互聯網最大的改變之一，就是帶來新技術帶動了社會關系的改變，包括生產關系的優化和調整。從促進了新的經濟的發展。而新技術與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對孿生兄弟。1998年，對當下中國互聯網產生巨大影響的公司紛紛誕生，包括阿里、騰訊，以及后來的百度等。他們對中國新經濟的發展，起到了質的飛躍的促進作用。

科技創新創造了新的商業機會，也意味著新的利潤和回報。原來閑置的或者低回報的貨幣，紛紛的進入新的經濟和技術領域里來。新科技把原本沉沒的資本變成了活躍資本，從而推動了新經濟投資急速發展。

在巴拉諾夫斯基理論里，經濟就像是一臺蒸汽機。當工人往鍋爐里不斷添加蒸汽時，當累積超過一定時間，空氣壓力會不斷增加，直到最終產生動力。在投資領域也是如此，資本就像是蒸汽，不斷投入到整個社會運營里，從而催動某個行業乃至社會運行。但是，蒸汽會泄露，資本會流失，最終靠投資驅動的行業和社會都會減緩，乃至停滯。

國內的互聯網，經歷了1998年的門戶、1999年的電子商務、2001年的企業服務、2002年的SP、2003年的網游、2006年的視頻、2013年的手機游戲、2014年的2B服務、2015年的互聯網金融、2016年的共享單車、2017年的新零售、2018年的區塊鏈等無不如此。

不管在哪個國家和行業，經濟就是經歷著一個又一個不斷的周期循環。而在這中間，新的技術創新和大規模的應用又會把觸底的經濟再一次拉動，成為新的經濟的發動機。

1998年-2018年，20年，剛好是一個庫茲涅茨周期，也就是整個互聯網的調整期，或者是行業洗盤階段。

提出過商業周期循環論的熊彼特，在談到經濟周期時說，“周期并不像扁桃體那樣，是可以單獨摘除的東西，而是像心跳一樣，是有機體的核心。”

人口對互聯網影響有多大?

庫茲涅茲周期典型兩個關聯因素，一個是居民財產購建，二是人口轉移。

根據雪球的資料顯示，“目前全球的總資產里，房地產大概占了50%。但在中國總資產里，房地產占比高達70%。股票市場大概占25%。”那么人口的轉移對一個經濟周期和中國互聯網的影響有多大呢?

在人口遷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每一次人口遷徙停止或者下降時，就是經濟或者巨頭出現危機的時候。來看看每一次科技和互聯網公司遭遇低谷的時候，人口遷移都發生了什么樣的事情。在開頭的公司圖表里，我們發現1998年和2018年是明顯的低谷。在這兩個年份，中美人口遷徙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問題?

1998年的美國：

從1994年開始，一直到1999年，美國人口的遷徙進入低潮期，其中1994年到1995年是美國經濟包括互聯網巨頭的低谷。這個期間，是包括蘋果、微軟等多家公司的小年，經營困難，甚至瀕臨關門。直到1999-2000年左右才開始復蘇。

而在此期間，美國的凈移民人口(不是新移民)也在急速下降，從1997年的頂峰850萬左右，一路下跌到2002年的550萬左右。這個期間，也是各大互聯網公司的低谷。由于特朗普的上臺，美國近幾年執行了移民方面的保守政策。新移民急劇下降。由此帶來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硅谷等地區出現了人才的短缺，但整體危機還沒有完全爆發。

1998年-2018年的中國人口：

而中國人口呢，由于城市化加劇，從2000年開始，中國人口開始進入到快速的遷徙狀態。從1998年的大概1億左右開始起飛，到了2014年的2.5億人左右。然后開始下滑，一直到現在。

中國從1998年開始人口加快流通，就在這一年，誕生了阿里、騰訊等各大公司。人口流通帶來了新的消費需求，比如手機。1999年，諾基亞無天線的3210正式面世。2000年摩托羅拉V98爆發。而現在是全球手機大佬的OPPO、vivo，也就是2001年成立的。2013年，智能機的出貨量首次超越功能機。

而智能終端的發達，又進一步促進了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加劇了人和人之間的連接。2014年，中國遷徙人口到了最高峰，超過2.5億。也就是這一年，移動互聯網全面爆發。阿里、陌陌等30多家互聯網公司批量上市，這一年是中國互聯網大年。

人口遷徙帶來了新的經濟模式，帶了新的技術需求，帶來了廉價勞動力，促進了實業和虛擬經濟的發展。城市新移民是新興經濟的消費主力軍，隨著中國城鎮化快速推進，大量的人口從農村向一二線城市遷徙。新一代城市移民在收入水平和購買力上均有大幅提高，成為重要的互聯網的忠誠用戶和消費者。他們逐漸轉化成為城市龐大的消費群體。也就是說，中國互聯網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人口流動和遷徙的歷史。

那句已經為無數人引用過雷軍的話：在風口上順勢而為。其實說的應該不僅僅是行業的風口，而是順應整個經濟周期的大勢。小米、BAT、蘋果、谷歌等無一不是如此。

資料參考：

• 雪球：經濟周期里的復蘇、繁榮、衰退與蕭條(作者，Zliya)，
• 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
• 圖甘-巴拉諾夫斯基：《政治經濟學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