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巴黎遭遇大規?？植酪u擊的消息讓全球震驚，社交媒體Facebook和Twitter等科技公司也及時推出了相關功能與服務來應對恐怖襲擊。

Facebook于當地時間周五激活了“Safety Check”(安全確認)功能，讓位于恐襲地區的用戶能夠在其Facebook個人頁面貼上標記，告知親友其安全狀態。Google在Google Map上標注了發生爆炸和槍擊案的地點。Twitter則推出的新聞篩選標簽“Moments”，可利用數據抓取來收集新聞機構和目擊者提供的推文、圖片和視頻，方便時間信息匯總，也啟用了#PortOuverte話題，巴黎人使用用“#PorteOuverte”標簽( “開門”的意思)，意思就是愿為處于困境中的游客提供避難所。

也有人情不自禁的開始為Facebook和Twitter點贊，認為這些社交媒體讓人們感到溫暖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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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肯定有，但未必會安全。因為這些社交媒體巨頭或者互聯網巨頭做的還不夠。為什么這么說?請看英國《每日快報》報道，IS在“推特(Twitter)”上發文叫囂稱，倫敦將是下一個目標，羅馬與華盛頓也在劫難逃。《獨立報》11月14日也報道：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宣稱對發生在巴黎的系列襲擊案負責。IS發布視頻稱，如果法國繼續對其據點進行轟炸，IS將會對法國發動更多的襲擊。

請注意關鍵詞：IS在推特(Twitter)上發文，是的，是Twitter，而不是IS的自家網站。

IS在恐怖襲擊后迅速在Twitter發文表示將要發動更多的襲擊，Twitter又做了什么?當然，Twitter做了它表現它人性與溫情的一面，即前面提到Twitter通過#PorteOuverte”標簽為處于困境中的游客提供避難所。一方面，它確實為恐襲后的城市居民避難提供了幫助與溫暖，但同時，我們也知道這也是科技巨頭在災難或者恐怖襲擊中善用的公關秀，但事實上我們要看到另一面，即互聯網與社交媒體已經被恐怖分子廣為使用。據了解，不少恐怖組織雖然有自建的網絡的，但也正在利用一切可用的互聯網工具與平臺擴張影響力，據了解，目前恐怖分子的人員培訓、襲擊策劃、模擬演練等活動都是可以借助互聯網，實現更高效率的日程演練，恐怖組織也是通過互聯網完成煽動、洗腦、指揮、策劃等一系列恐怖行為。

他們善于利用社交網絡發布消息，比如早前有媒體消息指出，IS(“伊斯蘭國“)往往通過Facebook、instagram和whatsapp這些社交APP發布圖片和視頻甚至招募成員，甚至會通過諸如在線文本編輯平臺justpaste這些工具來總結戰況，通過在線音頻分享平臺soundcloud公布音頻報告。目前IS就是通過Twitter發布消息。

也就是說，科技巨頭可以做很多表面的公關秀，但事實上，面對當時當地遭遇恐怖襲擊的當事人來說，科技巨頭在預防與預警或者揪出恐怖分子等方面能提供的幫助少之又少，在突發事件面前，科技巨頭能做的就是事后溫情的報平安嗎?至少，它還不能提供一鍵報警并迅速讓警方能夠迅速定位到事發受害者或者需要保護者的地點，也無法通過地圖功能定位恐怖分子窩藏地點，甚至無法定位到一個通過twitter發布消息的恐怖分子的個人信息或者限制其通過社交賬號發布消息。

早在2008年，孟買曾發生一起恐怖襲擊事件，而那次襲擊共導致174人死亡，300余人受傷。據當時的新聞消息顯示，恐怖分子也是依靠智能手機、谷歌地球和網絡電話等常用技術來組織和實施攻擊，并與在巴基斯坦通信指揮中心的頭目保持聯絡。

我們看到，互聯網工具與平臺顯然已經成為恐怖組織煽動、策劃活動的重要手段。而尤其是Facebook、youtube、whatapps、谷歌等全球流行的社交軟件平臺被恐怖分子利用的頻率更高。而科技巨頭作為平臺方對于恐怖襲擊的事前預防或者預先通過技術手段定位并察覺風向遠比事后溫情更有價值。

此前歐美多國內政部長在法國舉行了緊急反恐會議中的聯合聲明也強調，有必要與互聯網運營部門建立合作，迅速在網上認定并撤下煽動仇恨及唆使發動恐怖襲擊的信息。甚至當時著名黑客組織 “匿名者”(Anonymous)也宣布，將對恐怖分子的網站和社交媒體賬號發起報復。但很少會看到科技巨頭在反恐戰爭中站出來表明立場。

這是矛盾的兩面，一方面，信息時代，一切資料都電子化、數字化，并存儲在科技巨頭的云端之后，科技巨頭掌握了巨大的隱私信息和業務數據，包括各種個人的事務性記錄、電話號碼、郵件地址加上網絡上可公開獲取的信息等。所以不作惡或者說確保個人隱私安全成為各科技巨頭明面上心照不宣的默契。但與此同時，互聯網也為威脅國家安全的恐怖主義大開方便之門，而谷歌、微軟、Facebook、Twitter等巨頭，它們的隱私政策對于它們國家安全乃至世界安全都具有重要影響。

正因為如此，它們都采取謹慎的政策， 我們也知道，美國人視言論自由與個人隱私為不可剝奪的權利，這無可厚非，但可嘆的是，其實我們發現Facebook們似乎更偏愛在危機時刻彰顯其一視同仁以及對特例不徇私的態度，進而來達成自身的品牌公關秀，也就是說，要在特殊案例面前，它們更偏向為自身的品牌形象獲取更高的安全印象分。

所以我們看到，恐怖分子在Facebook等社交媒體平臺上非?；钴S，比如據此前外媒報道，“伊斯蘭國”(IS)在社交媒體上不斷加強宣傳攻勢，招兵買馬壯大自身實力，但Facebook很少站出來為警方提供協助或者提供相關的數據與線索。而我們來看一起蘋果的案例，就在不久前，蘋果拒絕了美國政府希望該公司協助解鎖一名涉案毒販的iPhone的要求。蘋果公司當時向美國法官稱，想要獲取存儲在一部已上鎖新款iPhone里的數據是“不可能的”，雖然蘋果擁有可幫助執法機關解鎖舊款iPhone的“技術能力”。但蘋果公司的理由是：“這可能會威脅到蘋果公司與其客戶之間的信任，導致蘋果公司的品牌嚴重受損。”

所以，一直以來，科技公司就在為這類問題與警方和情報部門對抗并作斗爭，矛盾具有統一性和斗爭性，在國家安全等事件上，科技巨頭在個人隱私上的立場表現的淋漓盡致。今年初的《查理周刊》巴黎總部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后又接連發生兩起恐怖槍擊案，卡梅倫當時宣布，如果他贏得下一次大選，那么可能會封殺WhatsApp和Snapchat等移動消息應用。因為英國情報機構沒有獲得訪問一些加密在線通訊工具的權限，而它們又經常會被恐怖分子利用。

但事實上，科技巨頭由于掌控了海量數據與用戶信息，顯然可以通過自身的數據庫采用專門的算法，可以追溯發現恐怖分子的社交圖譜、特定模式、并監控特定地區的恐怖襲擊的情況，對后續的恐怖襲擊進行預警與提前防范或跟蹤。甚至，即便是事后的應對，對于恐怖分子通過社交平臺后續的策劃，如果切斷其信息流或者通過大數據分析向警方提供恐怖分子在社交平臺上的動向或者更準確的定位信息，也對后續警方的行動更有方向性與價值，但它們基于對個人隱私保護的理由，也不會這么做。比如在2014年11月份，英國多位議員指責Facebook未能及時向當局報告兩名男子構成的網絡威脅，最終導致一名士兵于2013年在倫敦遇害。

事實上，科技巨頭明面上冠冕堂皇的個人隱私保護往往更是一場公關秀，但在暗地里，是否真的不作惡也很難說，此前斯諾登就曾表示，若想隱私安全，請棄用Dropbox、FB和谷歌。不過部分科技巨頭正在做出改變，比如目前，Twitter也正在支持反恐行動，有數據顯示，自去年秋季以來，Twitter已關閉了近8000個證實屬于伊國組織所有的賬號以及近18000個與伊國組織“有關系”的賬號。

但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推特關閉的伊國組織社交媒體賬號還僅僅是冰山一角。而Facebook等巨頭的隱私政策缺乏一種特殊情況特殊處理的應急機制，在應對恐怖襲擊等突發事件方面，做的努力也還不夠，在成千上百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的時候，對國家安全要求予以充分配合，這顯然也無可指摘。要彰顯人性，適時變通以及更務實的去建立預警機制或者利用技術手段限制本平臺成為恐怖分子利用的工具，甚至也可以追溯其發布賬號的信息或者通過自身的大數據優勢為警方追查線索提供便利挽救一些生命，這些顯然比溫情脈脈的品牌公關秀顯然更為打動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