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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 人工智能在涉足人類生活各方面的同時，在播音主持行業也有著廣泛的應用。人工智能占據了諸多有限的工作崗位，從而讓很多從業者擔心是否會被人工智能取代。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沖擊，我們務必要保持理性。縱然人工智能功能強大，但是在很多方面人工智能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試從播音創作、播音風格、品牌塑造三個方面對人工智能的局限性進行分析，以理性探討人工智能的替代性問題。

▍ 人工智能在播音創作上的局限性

一、人工智能存在情感缺位。

情感是播音創作的靈魂。基于播音情感，創作主體才能對稿件和畫面產生感受，形成理解，進而以外部技巧為輔助，實現準確、鮮明、生動的有聲語言表達。而人工智能存在情感缺位，同時也不具備形成自由意志的理性基礎。人工智能的“思維”過程本質上是復雜的算法演算，它無法進行自由選擇，無法超越既定算法，很難依據情感進行價值選擇。以《創新中國》為例，技術團隊與專業配音團隊通過選取搜集李易以往的配音素材，進行處理和調優，完成了李易的音庫，并運用算法來設置發音、節奏、重音等方面的效果。現階段可以通過技術實現的都屬于播音創作中的外部技巧，缺乏真實的情感交流，沒有辦法“及于受眾”。比如《看東方》中擔任天氣播報板塊的AI主持人“小冰”，雖然這是一次AI主持正式融入節目的成功嘗試，但是畫面里只有一束光效，并沒有主持人的形象。“小冰“的天氣播報十分程序化，朗讀生硬，缺乏親切感，無法真正拉近與受眾的距離。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央視主播朱廣權，他在播報天氣時用了這樣一段話“你好，我是偏東路徑的冷空氣，最近挺想大家的……3號，我要凍哭東北內蒙古地區;4號凍懵新疆西藏地區……”，他在保證真實性準確性的同時，語言詼諧幽默，親切可感，這是人工智能難以做到的。

二、人工智能缺乏交流感。

播音創作主要通過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和情感需求，實現與受眾的交流。人工智能的傳播方式傾向于單向傳播，溝通性差，這點在訪談能力上最為明顯。人工智能只能根據被訪者的回答在數據庫中檢索答語，主動提問和挖掘信息的能力很差，很難自然流暢地和人類進行溝通。比如在人工智能“康曉輝”對主持人康輝的訪談中，訪談形式始終是一問一答，提的問題之間沒有連貫性，針對康輝的回答，人工智能也不會通過追問去挖掘更深層次的信息。

對象感的缺失也是導致人工智能缺乏交流感的重要原因。“對象感”講究“目中無人，心中有人。”我們在創作過程中要考慮到受眾的需求，受眾的需求有多個層次，比如知曉需求、求知需求、情感需求等。人工智能可以依靠大數據搜索海量的事實，再運用快速準確的語言組織能力，就可以滿足受眾的知曉需求。而滿足受眾的求知需求則需要換位思考能力，比如張國立在主持《國家寶藏》時，他會在文物展出的過程中通過“裝傻”替觀眾提出問題，想受眾之所想。這種換位思考，心中有人的能力，人工智能并不具備。

三、人工智能不具備二度創作的能力。

播音是一種二度創作的藝術。播音符合創作的基本要素，從創作目的來看，播音創作是將稿件通過有聲語言準確、鮮明、生動的將稿件內容傳達給受眾。從采取行動來看，為了實現創作目的，必須付出勞動。播音創作要付出的勞動可以用“內三外四”來概括，“內三”是指備稿、情景再現和內在語，“外四”是指停連、重音、語氣和節奏。創作的核心環節就是從一種形態到另一種形態的改變，播音創作是將文字稿件改變為有聲語言傳遞給受眾。人工智能所做的只是把文本輸出成語音，并沒有進行二度創作。正如現代語言哲學大師約翰·塞爾指出，計算機或人工智能無法像人的大腦一樣，既具有意向性又具有主觀性。人工智能的行動實際上只是機械的遵循“條件(指令)——結果(行動) ”來完成任務，因此人工智能僅僅停留在淺層次的播讀階段，難以進行真正意義上的播音創作，也無法真正與受眾形成情感共鳴。

▍人工智能在播音風格形成上的局限性

一、人工智能難以擺脫“模仿”痕跡。

從廣義上來講，新聞播音特別具有“時代感”，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形成不同的播音風格。比如延安時期的播音風格昂揚向上，愛憎分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播音風格熱情飽滿，節奏明快;改革開放后，人們對信息的需求量更大，對時效性要求更高，播音風格節奏明快，鮮活多樣。從狹義上來講，播音風格是主持人的人格特色。要揣摩和形成自身的播音風格，需要主持人擁有洞察力、領悟力和深厚的內涵素養。然而，AI主持人只能復刻或模仿，無法發揮主觀能動性。2019年，AI虛擬主播“果果”在“人民智播報”的微信公眾號上崗，它的外形和聲音是對人民日報社的主持人果欣禹進行的合成模擬。還有“兩會”期間的AI記者助理“小白”，它模仿了央視記者白巖松。目前的AI主持人都是以真人為模板進行合成模擬，這種模擬“有形無神”，能夠模仿形象和聲音，卻無法模仿洞察力、領悟力等。因此，AI主持人只能起到“復刻”的作用，難以擺脫模仿痕跡。

二、人工智能缺乏人文情懷。

與真正的主持人相比，人工智能沒有溫度，缺乏人文情懷。在2008年汶川地震消息的播報中，女主持人在播報地震中各地區遇難人數時，忍不住哽咽，這一幕非常令觀眾動容。試想，若換作人工智能，那么這些承載著傷痛的數字就會變得無感和冷冰冰。再比如《開學第一課》中，主持人董卿采訪了著名翻譯家許淵沖先生。許淵沖先生腿腳不便，只能在臺上坐著輪椅接受采訪。面對此種情況，董卿為了和老先生平視，選擇單腿跪著采訪。這個動作既溫暖人心，又體現出對嘉賓的尊重。如果換做AI主持人，是不會有如此舉動的。主持人的言行具有社會影響力，他們對丑惡現象的抨擊，對真善美的踐行，往往能引導社會的輿論風向。缺乏人文情懷和責任感的人工智能，難以真正走進受眾內心。

三、人工智能不具備播音風格塑造的成因。

從個體層面上來講，播音風格的形成要經歷一個塑造過程，在這個塑造過程中，主持人的人生閱歷起到了重要作用，這些條件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備的。人們常說白巖松是一個會講故事的主持人，他的“會講故事”實際上是注重細節的能力。比如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他抓住了香港和內地的分界線這個細節，由此作為現場直播的切入點，說明了香港回歸的重要意義。再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白巖松抓住了大街小巷的尋人啟事這個細節，來說明地震給無數家庭帶來的悲痛。白巖松細節捕捉能力如此之強，與他多年的記者經歷是分不開的。這些經歷造就了白巖松的新聞敏感性、思維敏捷性和對事實精準把握的能力。人工智能誕生于大數據和發達的算法技術，它們的播音風格千篇一律，格式化嚴重，缺乏由經歷所塑造出來的獨特個性。

▍人工智能在品牌塑造上的局限性

一、AI主持人品牌建構要素的缺失。

品牌是信譽度和忠誠度的保證，品牌的塑造更能夠增加產品魅力。從這個視角來看，主持人的品牌功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從商業效益來說，品牌主持人能夠提高節目的競爭力，在同質化節目中脫穎而出，帶來經濟效益。從社會效益來看，大眾傳媒具有傳遞信息、傳播文化、宣傳政策等功能，主持人作為媒體的臺前形象，能夠引導輿論，肩負著社會責任。

品牌主持人的建構要素首先是品牌形象，主持人的外在形象關系到受眾對節目的第一印象。主持人要通過化妝、服飾等去塑造貼合節目風格的個人形象，成功的品牌形象塑造同樣會成為節目的標識，比如魯豫的短發、劉儀偉的黑框眼鏡。其次是個性風格。風格是否獨特鮮明，往往決定著他能否成為強人格化的主持人。正如著名主持人撒貝寧，風趣灑脫、魅力四射，辨識度極高，非常受觀眾喜愛。而AI主持人的形象單一，不夠具象化。在綜藝節目《我是未來》中，AI主持人小冰的形象始終是光束效果，只能依據程序設定完成一些大幅度的動作，神態表情等無法展現，導致非語言符號的缺失，給品牌形象的構筑帶來困難。

二、AI主持人在品牌建構過程中的潛在隱憂。

首先，品牌建構過程中會涉及到著作權的問題。從權利主體角度來看，人工智能不能像法人一樣成為權利主體，雖然法人和自然人有本質區別，是無生命的團體，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也是可以追溯到具體的自然人意志。人工智能雖然有選擇上的隨機性，但這種隨機性歸根結底還是屬于算法范疇，不屬于自由意志。其次，AI主持人依托于技術團隊，這種依附性會帶來責任歸屬問題。品牌建構是主持人，節目方和平臺方的多方合作，由于人工智能不屬于權利主體，節目一旦出現問題，雖然是由人工智能進行呈現，但責任卻無法歸屬到它身上，這就意味著其他合作方有要承擔額外責任的風險。

人工智能的出現，給播音主持行業帶來了一定的沖擊，這種沖擊主要表現在人工智能會占據一部分行業生存空間，比如人工智能已經成功應用于新聞采寫和播報等工作崗位。人工智能憑借強大的優勢“搶奪”飯碗，成為很多人唱衰主持人行業的重要原因。但目前來看，人工智能并沒有完全取代真正主持人的可能性，因為人工智能難以具備真正的播音創作能力、存在情感缺位、缺少人性光輝，而主持人的魅力和認同感的獲得，正是來源于此。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中，我們要轉變視角，把人工智能看作合作伙伴而非競爭對手，將人工智能的“理性”優勢和人類的“感性”優勢相結合，進一步探索人機合作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