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確的短期目標，成熟的技術、產品方案，以及成熟的商業模式，這一切在過去數十年間成就了全球各行各業的信息化，辦公室有了ERP、車間里有了MES……

但現在，這些能力已經變成了“基礎設施”。

“它們已經產生不了任何競爭力了。”一位知名快銷品公司的CIO說，因為在今天的企業內部，它們是那么的普及。

在更早前一次商學院的授課中，作為講師的他對異業的管理者們說，未來10年，由于計算成本的下降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滲透等因素推動，企業利用數據的試錯空間將迅速膨脹，“數據賦能企業的知識沉淀過程將變得非常快速。”

他把這視為過往信息化和當下數字化進程中一個重要的差異。

前者的進程中，海量企業按照先進企業沉淀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建設信息系統；而在后者中，知識、能力和方法論這一切的沉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和企業并肩前行，相互依傍。在這一點上，每個行業的規模企業都變成了數字化能力的創造者。

正因為所有人都在路上，除了在業務極簡行業領域的一些特例，企業用戶想在市場上購買到一套可以“開箱即用”的行業智能解決方案，并要求它能在企業級的業務領域代表一個行業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節點——這對于絕大多數行業的企業用戶而言，多半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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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被廣泛接受的數據是，物理世界仍有約九成的數據未能或仍無法利用。面對未知，華為的一項訪談顯示，有59%的企業認為，數字化轉型的主要困難是業務價值難以體現——盡管他們意識到自己已經身處數字化轉型大潮之中。

綜合IDC和華為MI的數據和分析看，在行業數字化成熟度中，OTT（互聯網公司的數據服務）、通信、媒資和銀行處在當前數字化進程中的較高水平，零售則在第二梯隊（行業數字化爆發期）的頭部，略領先于眾多的傳統行業，如汽車、電力、機械、教育和化工等。

這些觀點和分析描繪了當下一副真實的數字化情景。站在數字化和智能化的門檻前，企業發現過去所謂的需求，甚至連痛點都開始變得無跡可循——哦，人工智能技術是很有趣……但它能在我的企業里做些什么？

要回答這個問題，傳統商業模式中的所有角色幾乎都要完成一次“智能進化”。而在此之前，能夠支持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深度融合的數字平臺需要盡快建立起來。

華為EBG中國區戰略專家王仲遠描繪了這種數字平臺的一種建設方法：

以云為基礎，整合各種新ICT技術，打通各類數據。向上支持應用快速開發、靈活部署，使能各行業業務敏捷創新；向下通過無處不在的聯接，做到云管端協同優化，從而實現物理世界與數字世界的打通——這是今天華為既有數字平臺的價值。

同時受到影響需要改變的，是傳統ICT領域以應用為先導，本質上以“轉售基礎設施”為核心的生態系統商業模式。

正如前文那位快銷品行業的CIO發現的那樣，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帶來了目標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影響到生態，必然引發生態商業模式的變革。

此后數年，盡管生態策略持續演進，間有變化，但對齊的目標始終是驅動華為和生態伙伴之間保持一種良好的合作。在2015年蘇州ISV大會中，華為將“生態”概念引入ICT。

標志性的調整發生在今年3月舉行的華為中國生態伙伴大會上。會中，華為沿用逾4年的“生態合作”演進為“生態協同”。

這一改動，就發生在AI進入行業視野，華為建立數字平臺之時。華為EBG中國區副總裁楊文池說，一詞之差，源于AI。

就在這次大會上，華為“平臺+生態”戰略被調整為“平臺+AI+生態”。

他在當時表示，生態協同將在未來3年～5年影響華為的生態環境，并逐漸作用于企業的數字化轉型。

這一理念在此后貫穿近半年的“華為中國生態之行2019”中被廣泛傳播。至8月，50余個城市的“生態之行”活動延用了同一個主題“智能進化，平臺應變”。

這一主題描述了華為當下的認知：

面對智能進化的必然性與目標的不確定性，華為的一切應變都將圍繞其業務核心——數字平臺展開，而生態伙伴則因“協同”而成為了這個平臺廣義概念的有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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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細分人工智能技術最終能落地哪些場景？一個行業的業務場景可以如何融合現代科技？這一切面向未來的發問，都需要整個ICT生態協同作答。

回答正確的生態參與者同時也將獲得豐厚的獎勵。IDC預計，數字化轉型帶來的ICT相關支出，在2019年規模將達1.7萬億美元，高出2017年42%。

華為面向智能進化的生態方法論包括了三項內容，即戰略協同、資源協同和能力協同，并在圍繞達成“協同”目標而重新劃分的5類生態伙伴中，細分了差異化政策、資源投入等。

這五類生態伙伴包括了銷售、服務、解決方案、投融資和人才生態。其中，人才生態伙伴是華為初次在政策中明確定義。面向企業家們目標并不明確的數字化轉型，這一不顯功利的策略帶有著鮮明的前瞻性。

具體的政策差異在過往50站的巡展中被完整詮釋。這些生態伙伴隨即看到和感受到了三項“協同”所帶來的改變——線上線下覆蓋客戶伙伴超過50000+，生態伙伴覆蓋人數20000+。

具體的跨區域落地支持、解決方案人員投入，以及聯合營銷活動等協同內容，也已經在為期5個月的生態之行的推進中同步落地。

整個“生態之行”活動中，有150+生態伙伴將集成了華為能力的聯合方案推介給了參會者，其中在教育領域如泰克、希亞思，在智慧城市領域如睿呈時代等生態伙伴，更是全程參與了華為生態之行活動，將自身業務與華為業務近乎戰略性地協同在了一起。

從這5個月的執行中不難發現，華為對依托后四類生態伙伴補齊數字化轉型所需生態圈能力方面，抱有更高期望。

這些能力帶有極強的行業屬性，并在人工智能落地行業細分場景中走在了前沿。眾多參會的客戶都注意到了這樣一類典型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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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基于華為FusionCube智能邊緣一體機、華為云和企業智能EI，精英數智、煤科總院與華為聯手打造了“煤礦大腦”解決方案，在為煤礦大腦提供了強大的基礎算力和管理支撐的同時；該方案通過精英數智的算法能力，還為煤礦大腦提供人工智能模型、預測預警算法和專家模型。

生態協同相關策略的指向性效應，正在這些案例中漸漸顯露出來——“五四三”是華為在中國生態伙伴大會2019上推動“生態協同”所提出的策略內容概括。除“五類生態伙伴”和“三項協同”外，其中的“四”意指 “四個主動”：主動開放生態、主動讓利伙伴、主動統籌資源，和主動培養人才。

在筆者看來，在這些角度上“五四三”更像一劑粘合劑。和華為一樣有意在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發揮價值的正是華為有意協同的對象——智能化未來為不同類型的生態伙伴劃分了賽道，參賽者需要在數字化的大生態中盡快找到自身空間，并在大環境中形成行業屬性的子生態。

沒有人會懷疑，這一子生態的形成對華為和生態伙伴同樣至關重要。

一個進入自循環的子生態系統，將決定未來生態伙伴在細分行業數字化轉型中的市場價值和地位；而能否利用好華為的 “主動”和“協同”，達成這一愿景，在50站華為生態之行成功舉辦之后，就要看百行千業中生態伙伴各自的修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