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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時代，科技創新正成為全球城市的重要標志功能，將“科技創新”定位為城市的核心功能或核心競爭力的主張得到了愈來愈廣泛的認同，未來的全球城市必然同時也是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積極打造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成為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提升綜合實力和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的重要舉措，例如紐約、倫敦、新加坡、東京、首爾等先后提出了建設全球或區域創新中心的目標，并出臺了相應的戰略規劃。

全球科技創新中心這一概念最早于2000年由美國《在線》雜志提出，杜德斌(2015)在借鑒相關概念的基礎上，將其定義為：科技創新資源密集、科技創新活動集中、科技創新實力雄厚、科技成果輻射范圍廣大，從而在全球價值鏈中發揮價值增值功能并占據領導和支配地位的城市或地區。

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同動力來源和要素組合建構的科技創新中心往往在等級和發展程度上存在較大差異。據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2006年發布的全球創新熱圖，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成長路徑和形態類型多種多樣，主要包括政府扶持型、市場導向型和大學驅動型等，代表性城市或區域分別有臺灣新竹、印度班加羅爾、美國硅谷等;但目前也僅有硅谷等少數區域形成了完善且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生態系統，并競相成為其他城市或區域效仿的對象。

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部，舊金山灣區南部的硅谷，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持續引領半導體、個人電腦、互聯網及綠色科技等革命性技術與新興產業的交替發展，成為全球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最為重要且經久不衰的創新源地，吸引了世界各國經濟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的目光。“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硅谷”，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已有學者從創新網絡、創新集群、創新文化與環境等不同視角解構硅谷創新體系的特征;而硅谷的形成是一個復雜且不斷變化的過程，已有研究的視角顯得較為單一，很難全面解析硅谷創新體系的發展歷程。

自1912年經濟學家熊彼特提出“創新”這一概念以來，關于創新理論的研究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的演變過程，逐漸形成了線性(技術拉動、市場推動等)和非線性(鏈聯系、集成、系統整合與網絡等)兩種模式，三螺旋理論和創新生態系統理論都屬于非線性創新模式的分支。三螺旋理論一經提出便在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受到重視，并在各類研究中心、孵化器和科技園的規劃與實踐中彰顯出了強勁的生命力。21世紀以來，各國學者紛紛利用創新生態系統概念，探索如何通過營造良好的創新生態來提升區域或國家創新能力，如歐盟于2006年提出“里斯本戰略”，構建歐洲創新生態系統。本文試圖基于上述兩個創新理論，以硅谷為例，深入探究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建構模式和主要特征，以期為其他城市或區域培育及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實現城市功能升級提供理論指導及實踐經驗。 

三螺旋理論

美國學者亨瑞•埃茨科瓦茨和勒特•雷德斯道夫于1995年將起源于DNA研究中的三螺旋模型用來分析大學—產業—政府之間關系的動力學，認為三螺旋理論應是超越國家創新系統理論的關于創新研究的新范式。該理論的主要論點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大學、產業和政府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改善創新活動的關鍵所在，其中誰是創新主體不是固定的，三者“交疊”并互相作用，才能推動創新螺旋式上升。根據該模型，區域內的創新主體由三個部門組成，三者的傳統職能分別是知識創造、財富生產和政策協調，各部門之間的互動還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職能，最終孕育了以知識為基礎的創新型社會。

(1)以大學為代表的知識生產機構。

自19世紀初德國教育家威廉•馮•洪堡將科學研究引入大學以來，現代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成為集知識傳授和知識創造于一體的高等教育機構，不僅是杰出人才培養的搖籃，也是科學研究特別是基礎研究的重鎮和重大科技成果的誕生地。現代大學以新的形式把教學與研究功能結合起來，同時還參與了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應用、技術轉讓、科技服務、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等活動，成為新公司、尤其是高技術領域新公司形成的來源。大學所創辦的衍生企業(也被稱為“大學里的公司”)，其形式主要有高校教師、學生創辦的高技術企業、技術轉讓產生企業、高校員工乃至高校持股企業等。這些企業的誕生使得人才在高校和企業間頻繁地流動，促進科技知識理論與實踐在更深的層次達到契合。

(2)高科技創業公司、大型企業集團和跨國公司等產業(或企業)部門。

創新是指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這一過程只能通過市場激勵企業來完成。三螺旋模型中，以知識為基礎的企業吸納了大學和政府的要素，并建立在與這些機構相關聯的基礎上，是一種新型的產業組織;與傳統意義上的企業相比其更具開放性，如公司與大學研究群體等非公司實體合作過程中的組成部分也屬于企業的范疇。此外，有些企業還兼具教育功能，例如一些孵化器公司通常要花2-3年培養剛畢業的大學生使其更順利地走上職業道路。

(3)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

在創新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國家(地區)的政府所起的作用不盡相同，且沒有具體的標準。例如，墨西哥、新加坡等國的政府在創新中的作用相當顯著;東歐國家由于社會經濟制度的改變使得政府作用削弱，但在科技創新政策制定方面政府仍承擔重要角色;美國雖一直對強烈反對政府直接介入產業進行干預，但產業政策形成的內在軌跡卻創造了橫跨機構范疇的網絡和創新行動，形成間接的政府創新政策。對比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等不同的政府政策，發現政府推動區域創新的具體方式主要是通過“直接”或者“間接”創新政策來確保產業、大學之間穩定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其最終目的是營造一個更為合適的創新環境。

三螺旋理論在區別三個主體及其不同目標的同時，強調了學術界、產業界和政府的合作關系，認為在公共與私立、科學和技術、大學和產業之間的邊界是流動的，超越了大學—產業、大學—政府、產業—政府的雙螺旋關系模式。該模型很好地刻畫了創新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并提出了區域創新過程的動力學解釋，但對創新系統內除大學、企業、政府之外其他創新要素及創新環境的重要性關注較少。 

創新生態系統理論

創新生態系統這一概念孕育于20世紀90年代，該理論的提出又一次體現了創新研究范式的轉變，表現為由關注系統中要素的構成轉向關注要素之間、系統與環境之間的動態過程。創新生態系統的概念來自于生態學中生態系統的類比，包括了與創新活動相關的各類物種、種群、群落等要素及創新生態環境，其主要目的是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下促進創新持續涌現，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

基于生態學的基礎理論與方法，創新生態系統的構成要素具體包括：

(1)創新主體及各類支撐要素。

創新主體主要指大學及研究機構、企業，創新支撐要素則包括政府政策、風險資本、專業性服務機構、各種行業協會和非正式社交網絡等。大學創新系統的知識和人才來源;企業則通過應用和開發研究推動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與交付，并實施技術推廣;創新支撐要素則為創新生態系統內的創新活動提供政策、信息、技術、服務等多方面的資源，從而保證系統的健康運轉。

(2)創新種群。

是指創新主體或要素在一定的地域空間內集聚所形成的產業(或企業)的集合。隨著技術的不斷升級演化，創新生態系統會形成以不同核心技術為主導的產業(或企業)種群，種群內的引擎企業通常可代表該區域技術的領先水平;由于存在外溢效應、分擔風險等優勢，種群內中小企業通過協作能克服在創新中缺乏研發資金、技術等劣勢，從而加快創新步伐。

(3)創新群落。

在創新種群的形成過程中，成功的企業就像“領頭羊”，能集聚并帶動更多企業跟進，從而在一定地域空間內形成由不同規模具有異質性和互補性的創新型企業及關聯機構密集的群落。不同創新群落在創新活動的內容、創新產出的能級等方面都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一般來說創新群落的密度、豐富度、親和度等數量特征可以反映創新生態系統的活躍程度[18]。

(4)創新生態環境。

主要是指為創新生態系統中各組成部分的正常運行提供必要的物質、精神及制度保障，其涵蓋的內容既包括社會制度、法律體系、社會習俗與文化、社會網絡等軟性因素，也包括基礎設施、技術與經濟存量等硬性因素。這些因素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創新活動的進行，因此，創新生態環境的選擇、適應及改造對創新主體、群落及整個創新生態系統發展演化都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該理論的主要內涵是指一個區域內各種創新主體及創新支撐要素、創新種群、創新群落及其與創新環境之間，通過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的聯結傳導，形成共生競合、動態演化的開放、復雜創新系統，具有多樣性共生、自組織演化和開放式協同等特征;而該理論存在的弊端或問題是創新主體的作用不突出，沒有很好地明確創新系統的動力來源。

對比來看，三螺旋理論的基礎在于創新過程的非線性本質、多主體特征以及創新邊界的模糊重疊，多強調創新過程的動力學解釋;而創新生態系統則更多考慮系統的協同、穩定、健康、整合，同時還重點關注創新環境的重要性及要素與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

下文中，我們將用這兩種理論，解釋硅谷何以從美國加州的一個城郊區，演變為今日之硅谷——全球科技創新中心。

作者介紹：杜德斌(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市軟科學研究基地美國創新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三思派特約專家)，胡曙虹(華東師范大學科技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三思派”（ID: Science-P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