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約嚴守”不僅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項美德，也是檢驗現代社會市場發育水平和法治發達程度的試金石。從全球范圍來看，在那些市場經濟更為成熟、法治化水平更高的地區，契約精神相對更為濃厚；而在那些規則意識不強、社會誠信度不高的地方，市場的成熟程度和經濟的發展水平通常都比較低。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

　　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作出了關于契約精神的經典評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契約精神之所以能夠成為千古傳唱的美德，是因為這一樸素道德教化的背后蘊含著簡明卻深刻的道理，即現代經濟學所言的“社會信用”。信用是人與人之間順利開展社會交往活動的基礎要素，是人際社會交往的潤滑劑。社會信用不局限于獨立的社會個體之間，還發生在個人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個人與機構之間、機構與機構之間。可以說，哪里有社會交往，哪里就需要社會信用。

　　因為一個人信守諾言，能夠在未來如約履行承諾，才使得與其交往的相對人對其產生信任和預期，并敢于與之大膽地交往合作，最終達到各自利益的協同實現。相反，如果一個人言而無信，那么，交往相對人要么是采取各種防范措施，以保證交往預期在未來得以實現，但卻因此產生高昂的交往成本；要么是畏手畏腳，決定交往前須再三觀察和等待，但卻因此貽誤了***交往時機；要么是干脆避而遠之，因防不勝防而拒絕參與交往，但卻因此浪費了潛在的交往機會。而無論是哪一種情形，都偏離了我們的理想選擇。

　　以人類的契約實踐和制度發展史為例，歷史研究表明，在“政治國家”出現之前，人類社會已經存在契約交易。不過，這主要限于熟人之間的交易和陌生人之間的即時交易，而陌生人之間的信用交易發生的概率很低。因為，在這一時期，契約精神尚未在陌生人之間得到充分的培育。在“政治國家”出現之后，國家強制執行合同現象也隨之發生。這不僅為陌生人之間的信用交易提供了安全保證，促進了更大規模的社會財富流通和更高水平的社會經濟發展，而且還讓人們在更頻繁的契約實踐中感受到了契約嚴守的魅力，培育了更加濃厚的契約精神。相應的，陌生人主動履約的動力逐漸從“國家強制”上升為一種社會生活習慣。

　　不過，在大數據時代來臨之前，人類的契約實踐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分散的社會個體之間的小規模交易。個人通常可以便捷而充分地獲取交易信息，并能自主作出理性的交易決策，實現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相互合作。市場的參與者主要限于個體交易當事人。相應地，社會信用主要發生在個人與個人之間。在小規模交易中，除了需要國家強制執行合同和特殊情況下保護弱者之外，社會信用的建立和維系并不過多地涉及個人之外的機構、政府和其他社會組織。只要個體交易人能夠普遍踐行契約精神，講誠實守信用，社會信用體系就能得以有效建立和維系，社會交易就能得到比較好的開展。

　　然而，大數據時代引發了***的知識革命，正深刻地改變著傳統的商業模式、政府角色和生活理念：交易場所日益從實體柜臺走向網絡平臺，交易形態逐漸從分散小眾交易擴展到規模化集中交易，交易規模不斷從小宗交易擴大到大宗買賣，凡此等等。在以大數據為基礎搭建的市場中，參與者遠不限于單個個體。網絡交易平臺提供者、大宗交易機構和政府監管部門都在日益復雜的交易結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成為新型市場得以發生和運轉的必備力量。

　　大數據需要大智慧。在這個時代，我們一方面有機會去創造更廣闊的市場交易空間，通過大數據分析實現供給和需求的高效匹配；另一方面也需要調整和改變傳統的市場觀念，換一種眼光去看待眾多市場參與者之間的角色關系。特別是在日益復雜的交易結構中，由于各方主體需要實行更精細化的分工與合作，社會信用的形成和維系機制就顯得更為微妙。在由大數據支撐的市場有機體中，信用發生于個人、機構和政府等各類主體之間，是整個有機體得以健康運行的潤滑劑。各方主體相互交織在一起，任何一方主體都成為社會信用的建設者和維系人。社會信用已經遠遠超越了“個人間”這一相對狹小的范疇，演變為一種集合性、規模性現象。每一次守約行動都在優化這個有機體的信用基礎。只有當各方主體都嚴格秉持契約精神，適度考慮各相對人的利益訴求時，才能為新型市場的廣大參與者和觀望者提供明確而穩定的預期，從而激勵更大規模、更高水平的市場交易與合作，讓各方主體都能從相互合作中受益。

　　反之，在由大數據組織起來的市場有機體中，任何一方實施的偏離契約精神的行為，都有可能引發系統性信用風險。這種風險的影響范圍遠不限于直接的利害關系人，其還包括有機體中的其他利害關系人，甚至還包括這個機體本身的有機存續和健康成長。誠然，“言不信、行不果”未必都是唯利是圖的機會主義行為，其也有可能是“特殊情勢”下的無奈之舉。但無論如何，此種行為在給某一方甚至多方主體帶來短暫好處的同時，卻蘊含著規模化的信用赤字風險，引發各類高昂社會交往成本，不利于各方主體和整個有機體的可持續發展和長遠利益。

　　在這個意義上，大數據時代在帶給我們更多社會福利的同時，也在呼喚更高水平的契約精神。大數據時代的契約精神不僅排斥機會主義行為，而且要求我們主動考慮眾多社會同伴的合理預期，并前瞻性地采取預防措施，避免那些迫使違約的“特殊情勢”的出現，從而實現各交往當事人的廣泛合作與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