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不是阿凡達
1月13日，在愛新覺羅·寶宣布邀請當年洗劫圓明園的英法等國政要和名人參加紀念圓明園罹難150周年紀念活動的日子，同樣有一件具有影響力的事件發生了：Google在其官方博客中聲明，將考慮關閉中國運營。瞬時成為網絡熱點。
有人認為，這是公司原則與經營環境沖突的無奈選擇，是理念高于商業利益的個性；另有人認為，作為一個擁有龐大用戶的跨國公司，這是不顧及產業鏈和用戶的負氣。然而，無論最終Google是否撤離中國，有一個問題是始終無法回避的：在Google坎坷的中國本地化過程中，Google全球和Google中國（即谷歌）的去向和使命一直無法達成一致。
在至今仍熱映的影片《阿凡達》中，未來世界的人類為取得另一星球的資源，開啟了阿凡達計劃，以人類與納美人的DNA混血，培養出近3米高的阿凡達。以一種最徹底的方式做“本地化”融合。阿凡達，在梵語中即是化身的意思。而對于這個全世界最為高速成長的市場，Google不是阿凡達——它無法找到一種路徑，將自己的基因與本地環境融合，在融合中分享中國經濟的成長。
Google出走，這對競爭對手、整個互聯網產業將有怎樣的影響？這種非商業化的行為將造成哪些商業化的影響？Google走后，中國互聯網產業將是何種局勢？在華企業的阿凡達在哪里？本期封面故事，我們將與你一同探討。
非商業化的經濟成本與代價
價值觀的優越感和跨國公司的特殊價值取向、技術決定論者的盲區造成了Google非商業化的行為，產生了商業化代價與影響。
美國當地時間1月12日15時，谷歌高級副總裁和***法律顧問大衛·多姆德在谷歌官方博客上發文表示，谷歌集團考慮關閉“谷歌中國”網站以及中國辦事處。
此事雖然發生在商業領域，但又不簡單是一個商業事件，而具有強烈的非商業的色彩。引人關注的是，谷歌退出中國所涉及的理由是非商業方面的；事件在人為因素作用下，也有向非商業化訴求發展的傾向。
“在商言商”是商業交往中正常人的思維和做法。但非常之人，也常會有非常想法。有待探討的是，偏離“在商言商”常軌的作用力，會是隨心所欲的嗎？偏離商業常軌的吸引力或干擾力，會對商業本身造成什么樣的成本與代價？
美商非商業化的經濟成本與代價
在中外商業交往的歷史上，商業問題被非商業化，往往都與不同文明之間的價值觀差異有關。
谷歌退出中國的消息傳到中國的13日，正是愛新覺羅·寶宣布邀請當年洗劫圓明園的英法等國政要和名人參加紀念圓明園罹難150周年紀念活動的日子。
1840年代中英貿易的政治化，最初源于正常的商業往來。由于英國在貿易中處于弱勢，開始采取非商業化的手段。谷歌也正好是在與中國對手商業競爭失利的情況下，忽然轉向非商業化訴求的。但時代不同了，歷史不會重演。
為什么搞商業的人會有非商業的動機
僅僅是商業行為，人們不足以如此震驚。引人注目的是行為的語境：在中國如日中天的當下，谷歌此舉的意義何在？對大衛·多姆德宣稱的主觀動機沒有什么可談的。需要分析的是背后的客觀動機，即更加基本面的東西。它決定谷歌之后，注定還有谷調、谷聲、谷X之不絕如縷，而不象谷歌的事本身那樣容易煙消云散。
1、價值觀上的優越感
前衛如谷歌者，也同歷史上的前輩一樣，持有一種價值觀上對東方的優越感，這是支持他們打開東方門戶的精神支柱。西方人的這種優越感是如此之強，從時過境遷后，英國和法國仍不肯歸還圓明園文物，就可以看出，它跨越了意識形態，具有更深價值觀沖突背景。谷歌退出中國，表面上只是退出當代中國（甚至只是其中某一小塊領域），實際上連帶著退出意義更深遠的中國，他忽略了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原住民的感受。中國文化、文明如中醫、考古、歷史等對于全世界和人類是***、不可替代的。谷歌不和中國打交道，會對全世界的文化事業造成損失，而在他眼中這些都是可有可無的。
2、跨國公司的特殊價值取向
按丹尼斯.古萊特在《靠不住的承諾——技術遷移中的價值沖突》中精彩地分析道：“跨國公司的夢想是要在從事跨國境活動時享有非國境合法性”；“因為它們的內部心態導致他們要奪取為全球制定政策的合法性”，“跨國公司內部的價值系統的需要使它們要追求全球性的授予來解決人類問題”。谷歌應當明白自己不是東印度公司，用發脾氣的方式說話，即使說對了話，也是不能讓人接受的。谷歌讓中國不高興。
3、技術決定論者的盲區
技術人員經常有一種天真的自大，認為可以由他們設定社會議程和解決社會問題。但他們提供的實際只是技術工具和由工具的可能性而引出的思路。谷歌作為一個技術公司想代替社會學家解決他們感興趣的問題——而且想單邊地解決——為此不惜押上自己的商業，雖然勇氣可嘉，但顯得不符合自己的實際身份。全球化是一個協商的過程，家樂福不能阻擋北京奧運會的舉行，谷歌即使押上自己也強迫不了誰。要想“實現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辦法是在利益相關者的對話中慢慢擴大共識。
在講述講拆遷者與釘子戶矛盾的著名電影《阿凡達》中，來自地球的拆遷者本意是想找一塊落腳之地，這個想法應該說沒有什么錯誤，錯誤在于拆遷者采取了小布什的單邊主義的拆遷政策——硬闖，這就與原住民發生了文明沖突，事與愿違。當然，拆遷者如果什么辦法也不想，一賭氣回地球了，肯定會被視為不智之舉，因為錯失了可能的正常商業機會。《阿凡達》的故事告訴谷歌，放棄單邊主義非常重要，協商非常重要。
谷歌不可能單方面解決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不可能靠硬闖得到一切，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技術與商業權力的局限性。他們只有在得到利益相關者合作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推動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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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商業化對商業的不利之處
1、非商業化對谷歌的商業傷害
對谷歌來說，即使收回退出中國的成命，損害也已經造成，更不如說一條路走到黑。谷歌的非商業化之舉，對自己的商業極為不利。
***，谷歌對利益相關人的社會責任有所虧欠。首先是退出對廣大中國網民、商業合作伙伴，構成了商業利益損害；其次，對谷歌的投資人，沒有盡到充分溝通、協商的責任，未保護投資者利益。易觀國際報告顯示，2007年、2008年谷歌在中國市場的收入增長超過100%，2009年的收入增長超過50%。谷歌如何向投資人解釋放棄高成長市場？以非商業原因解釋將十分勉強。造成問題的深層根源，是谷歌不能將自己所理解的企業社會責任，與它的商業模式內在統一起來，從而出現“兩張皮”的現象。
第二，對谷歌在華其它業務，將造成不良影響。分析家認為，如果谷歌撤出中國，將損害到該公司Android在華業務。谷歌***推出的Nexus One手機有谷歌的標識，手機背面均印有谷歌的廣告語。中移動在中國有數億用戶，一旦影響合作，谷歌將損失慘重。
第三，對谷歌的戰略發展十分不利。雖然谷歌中國目前業務規模較小，但如果僅僅因為眼前收入而看輕中國業務，在投資人眼中會被視為谷歌沒能力參與分享中國的增長，這將被當作谷歌長期的負面因素。
第四，對谷歌的商業信心會有不利影響。谷歌如此輕率放棄一項重要業務，過于戲劇化，會讓人產生行為方式不穩定的不好印象，影響對谷歌的商業信心。
Piper Jaffray分析師Gene Munster說道：“我們認為谷歌退出中國的可能性為35%，預計中國政府和谷歌會嘗試以對話方式解決此問題。”
2、非商業化對在華美國企業的商業損害
對于在背后推動谷歌向非商業化方向迅跑的美國政客來說，過分用非商業因素透支在華美國企業的社會資本，將嚴重降低這些企業在華競爭力。
美國政客近年來有拿在華美國企業當槍使的短期行為傾向，他們并不關心這些企業的商業利益，而是利用這些企業中一些具有非商業情結的企業家，充當實現他們短期政治利益的工具。
本來，在華美國企業，特別是美國互聯網企業，一直以來在與中國本土企業的競爭中就不占上風，再去推動這些企業去充當非商業工具，會進一步削弱他們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
從商業的角度講，在商言商，是這些企業的真正努力方向。他們在中國市場上很少成功的根本問題，不是因為非商業因素的干擾，而是他們對中國本地市場、本地消費缺乏了解。特別是態度有問題，不能在消費者面前放下架子來。他們所說所有不利條件，是他們的中國本土企業也同樣面對的。別人行，他們不行，要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
谷歌總部就是放不下架子的典型，很少傾聽來自中國市場和中國消費者的聲音。在這點上，它甚至與谷歌中國都讓人看出不一致來，總是發出與谷歌中國不同的調子，讓谷歌中國無所適從。在中國市場越來越大的情況下，這種傲慢顯得與其說是高傲，不如說是愚蠢。
把握好互聯網商業利益與非商業利益的平衡
從公共管理角度，應該如何認識和看待谷歌退出中國這一事件，如何看待此事對經濟和商業的影響？
谷歌事件不是一個孤立事件，類似摩擦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發生，如果僅僅就事論事，只能解決這一件事，但不能解決深層問題。實質問題依角度的不同，可以從多方面來看，這里僅從商業角度分析一下利弊。
發展互聯網的商業利益，對于中國來說，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引進與發展互聯網先進生產力，提高中國商業互聯網的國際競爭力；二是培育壯大以信息通信技術產業、信息服務業、文化產業等為代表的國際***的新興互聯網產業；三是培育***的互聯網商業企業。為此，要形成良好的互聯網商業和產業發展環境。
然而，商業利益不是絕對的，它要受到非商業利益的牽制。對政府來說，所謂非商業利益，主要是指公共利益、社會利益。谷歌事件等產生的矛盾，恰恰集中于這個領域。矛盾具體來看，是一件一件的事。但事件不斷發生，背后反映的是規則不確定，或者準確地說，是本國規則與國外規則的矛盾。在全球化不充分時，這種矛盾暴露得也不充分；但現在隨著互聯網的快速發展，這種矛盾越來越突出，中國不能再置身于世界之外考慮自身問題。
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專家肯尼思·利伯索爾說：“這是一個正處于向全球角色轉變之中的國家。他們過去總是考慮什么對中國有利，而且仍在這樣做，但他們現在***意識到，自己不只是規則制定者，也是規則遵守者。”
對互聯網實施監管，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利益，是政府職責所在，同時也要看到，在全球化條件下，它是有成本和代價的。過去這種概念是不明確的，容易造成這樣的現象：只要一時有利，標準越高越好、尺度越緊越好。連續幾次出現問題，都與此有關。
實踐證明，商業利益與非商業利益的平衡，是一個需要把握的原則，實質是發展與穩定的平衡。這才是真正的有利。只強調一點是不全面的，將其中一點強調過了頭，還物極必反。因此，制定政策，協調管理，都需要把握二者平衡。這樣也才能統一政策尺度，不致于張弛不一，陷入被動。
谷歌是國際上有影響的企業。吸引先進生產力到中國落戶，符合中國長遠利益。現在這樣的公司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谷歌如果不占理，損害的是他自己的商業利益。而對中國也沒什么好處：首先是對中國互聯網商業投資環境產生一定不利影響，甚至對軟實力的提高短期不利。其次，從短期看，谷歌如果退出會對百度產生利好影響；從中期看，對搜索引擎的競爭環境不利；從長期看，谷歌不做的事情，本土互聯網公司也可以做，谷歌退出的影響會隨著新技術和新公司的涌現而消失。
以互聯網的方式做事
面對互聯網的挑戰，各國政府都有自己正當的非商業利益需要維護。但即使這些利益是正當的，如果不能按照互聯網的規律、以互聯網的方式做事，也會加大做事的成本與代價。因此會不會做事，與做的事對不對是一樣重要的。
互聯網是開放的，但如果管理互聯網的方式是封閉的，做錯事會付出更大代價，做對事也可能得不償失。
應根據互聯網的特點，采取有別于網下的治理辦法。不能要求互聯網向紙質媒體看齊。在信息開放條件下，提高人們的信息免疫能力的問題應該得到重視。我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尚有《參考消息》和內部出版制度，可以提供多樣化信息渠道，對于互聯網不宜采取超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管理強度的辦法，而且可以考慮當作特區進行試點。
只有順應互聯網發展的規律，做事才能取得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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