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軟亞洲研究院：IT女性的新世界
作在IT產業，女性正在各個領域表現出競爭力。正如微軟劍橋研究院首任院長的妻子、英國計算機科學家Karen Sparck Jones所說的：“計算科學太重要了，已經到了不能只留給男人們來研究的地步”
為微軟中國區人力資源部總監，康穎濤需要時刻關注公司員工的性別比例變化。
在最近一次針對微軟全球的調查中，她欣喜地發現，女性在IT產業的各個領域越來越表現出競爭力。
按照傳統觀念，IT業尤其是涉及到技術的領域，一直都是男性的世界。偶爾有幾個女性，人們的印象也通常限定為：戴著黑框眼鏡、目光呆板、不修邊幅。
2003年，微軟亞洲研究院互聯網數據管理組研究員宋睿華在清華放棄了碩轉博機會，她決定到微軟亞洲研究院工作。經過漫長的8輪面試，她終于見到了時任副院長的張宏江。張宏江問她：“你為什么沒有攻讀博士學位？”她回答說：“BBS上流傳著一種說法，‘清華里有三種人：男人、女人和清華女博士’。我不想成為第三種人。”張宏江被逗樂了。在研究院工作之后，她對女博士的恐懼漸漸消除，現在成為了一名在職博士生。
“我們長大了，這個時代也提供給人們豐富的物質。只要不再迷信地把不修邊幅當成工作認真的招牌，我們一樣可以塑造出讓人舒服的形象。”記得有一天中午，宋睿華看到一群女實習生說說笑笑地從活動室走出來，她感慨到：“她們是那樣有光彩，發型和衣著各具魅力。這一幕讓我久久難忘。”
確實，對于女性來說，進入IT業并嶄露頭角已經不再是一種奢望。2006—2007財年，微軟女性領導者以及研發和市場的女性員工比例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最高達到14%。正如微軟劍橋研究院首任院長的妻子、英國計算機科學家Karen Sparck Jones所說的：“計算科學太重要了，已經到了不能只留給男人們來研究的地步。”
教育所改變的
是什么改變了這個世界？大部分原因可以歸結為教育。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在一份針對中國女性的研究報告指出：“教育是改變中國不平等現象的‘均衡器’，對女性也不例外。”作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對知識的渴求讓朱寧從一名紡織女工變成了今天微軟中國研發集團戰略合作部的資深商業智能（BI，Business Architect）架構師。
1968年，剛上初一的朱寧不得不下鄉插隊。村里人對這批知識青年一律稱呼為“大學生”。朱寧反復解釋自己只是小學畢業，村里人根本不相信。直到有一天，有人拿了一個數學里的“根號”問朱寧，她回答說：“挺像‘除號’的，但我不認識。”對方說：“你確實不是大學生，你確實是小學生。”朱寧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回憶到：“當時我并不知道將來會有機會上學，但我覺得要為人妻為人母，如果以后兒子說媽媽連‘根號’都不懂，我實在無法接受。”她開始了自學之路，第一個學會的就是使用“根號”。
1970年代初期，朱寧到蘇北一家紡織廠當紡織女工，后來又去了拖拉機廠。當時已是“文革”后期，各單位根據中央的“721”精神，紛紛開辦了721大學。她幸運地被推薦到了拖拉機廠的721大學，畢業后留校。然而，721大學畢竟不是正規大學。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有政策規定說，在721大學讀過書的人不能再報考正規大學。沒辦法，朱寧“異想天開”地決定直接去考研究生。當時，南京自動化研究所正好通過中國電力科學院招電力系統自動化的研究生。朱寧對丈夫王建說：“我們去考考吧，考不上也不丟人。”
第一次努力并沒有成功。朱寧夫婦的總分都夠了，卻各自有一項單科沒有過關。那年春節，朱寧夫婦都沒有回南京老家，在廠里埋頭苦讀。第二年，他們一起考上了中國電力科學院研究生院。兩人自學成才的經歷當時被《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廣泛報道。畢業后，他們分到電力部南京自動化研究所工作。
如果命運沒有再次出現轉折，今天的朱寧可能是一名電網專家。如同其他老三屆一樣，朱寧充滿讀書的渴望。機會很快來了，在她被派去加拿大做交流訪問的時候，好幾個美國大學教授對她提出邀請，不但提供獎學金，還可以任選課題。朱寧的孩子剛滿一周歲，她的第一反應是拒絕，但丈夫很支持，她才下定決心。
1988年，朱寧到美國留學。她很快遇到了障礙。按照學校規定，剛入學的學生只是試讀一年，只有通過了考試才算正式學生。而14門要考的課程和她以前學過的教材完全不一樣。更困難的是，導師的前兩個學生都沒有通過考試，她的準備時間不得不被縮短了半年。6個月里，朱寧就是宿舍、圖書館、教室三點一線，每個星期只去買一次菜，通常是煮一鍋雞蛋，每天出門前拿幾個放進書包。最終，她成為第一個在半年里一次性通過考試的學生。
朱寧在美國獲得電子控制博士學位的同時，丈夫王建也在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獲得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他們開始了在IT公司的職業生涯。現在，朱寧一家三口都在微軟工作。有趣的是，最初是獵頭找到王建，希望他考慮微軟公司的工作機會。但王建發現這個職位更適合朱寧。獵頭轉而說服朱寧加入微軟。后來，朱寧的兒子成為微軟的一員。母子倆一起游說，王建也加入了微軟。
與朱寧這代曾經被剝奪了受教育權利的人相比，“70后”、“80后”的女性確實要幸運得多。不變的是，受教育水平在某種程度上依然主宰著她們的職場命運。萬事達的報告指出：“雖然沒有具體統計，但有證據表明高學歷的女性往往在求職、業務發展等方面更加成功?隨著學歷增高及教育質量的提高，中國女性在未來十年中將更加受益。”
更多選擇
2008年國慶節期間，朱寧和當年的知青相約回到插隊的地方。一晃近40年，知青們和老鄉抱頭痛哭。“中國現在很開放，每個人有很多選擇，而我們這代沒有選擇。”朱寧感慨到，“所以我們這代人是為學習而學習，為工作而工作。不是我喜歡什么才去做什么，而是哪有路可以上學我就走哪條路，順理成章進入到這個行業，所以也不是我選職業，而是職業選我。”
時代發生變化，朱寧也有了選擇機會。2003年加入微軟后，王建在多次到中國后很希望回國工作。朱寧剛開始不動心。后來有一次，她在阿拉斯加參加狗拉雪橇活動。活動開始前，所有狗都被圈在籠里，教練帶他們去挑選，這些狗都表現的十分積極。“當時教練跟我們說，你看連狗都這么積極地想爭取工作，如果你們每個人沒有這種想去工作的沖動，就應該仔細想想是不是該換工作了。”朱寧回去認真地想了一下，就覺得自己該換工作了。2008年，朱寧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國內。
與朱寧相比，康穎濤加入職場之初就有了更多選擇。她畢業于上海醫科大學，如果按照既定的道路，她可能會成為一名心理醫生。但康穎濤選擇了人力資源，至今已在這個領域工作了15年。
微軟中國研發集團工程總監周斌一開始就選擇了計算機應行業，目前負責Windows 7操作系統部分功能的研發和測試。此前，她曾在北電網絡中國研發中心工作了近10 年時間，先后從事技術培訓、技術咨詢及研發工作。
“一般來說，女性上大學選擇專業時就有一種傾向性，在心理上就覺得某些專業不適合女性學習，或者學完后的職業發展對女性不利，這本身就是一種固定思維模式和偏見。”周斌說：“實際上，在一個男性偏多的環境，有女性出現就證明她很優秀。大家會更加關注她。如果她有很好的邏輯思維能力，有很高的智商，受過良好的教育，這些都非常容易在團隊中突顯出來。”
作為微軟亞洲研究院用戶界面組的主任研究員，張冬梅帶領的研究團隊主要致力于書寫識別研究領域，如數學方程式識別及東亞語言識別等，并研發出數學公式手寫識別器，該技術在Windows XP Tablet PC Edition中的Education Pack中發布使用。2006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微軟總部西雅圖的時候，微軟給他演示的一項平板電腦顯示技術也是由張冬梅的團隊研發。
張冬梅承認，自2004年從微軟總部回國加入微軟亞洲研究院，身邊的女性員工比例在逐年增加。“當然，你不可能期望女性員工的比例一下子達到50%或者更多，但這種趨勢已經十分明顯。”她說，在微軟亞洲研究院每年的實習生隊伍中，女學生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
能否讓更多女性在微軟擔任管理層職務，現在已經成為檢驗康穎濤工作成績的重要指標之一。“消費者正在越來越多元化，只有實現在這些領域工作的人的多元化，才能真正了解消費者多元化需求。”她說，“現在的工作方式更為靈活，比如微軟也在實行彈性工作制。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工作時間可能需要把每天的24小時分成不同時間段來進行。這對女性成為領導者有很好的驅動作用。”
贏得人生
即使在IT產業不甘人后，微軟的女精英們于工作和家庭之間的掙扎一點都不弱于其他行業的女性，尤其是成為母親之后。只有隨著職業階段和年齡的增長，她們在兩者之間才會逐漸游刃有余。
對周斌來說，四年前女兒的出生成為她的一個人生分水嶺。她坦言：“我以前很簡單，就是工作，工作的目的就是得到別人的認可。為了做得更好，我很辛苦。在女兒一歲之前，我過得一塌糊涂，完全適應不了角色的轉換。我想繼續工作，看著女兒又有一種負罪感。”女兒不到兩歲的時候，有一天她在家里開電話會議，女兒開門進來哇哇大叫。周斌把女兒推出房間，然后把門一關。事后，女兒好幾天都不愿意跟她在一起。
在接受采訪前一天，周斌還答應要接女兒放學。但臨下班時，她突然有一個會議要參加。“我當時想這對孩子也是一次鍛煉。結果我去的時候她果然是最后一個，眼淚一直在眼里打轉。她看到我的時候很生氣，我就一個勁地跟她道歉，解釋說媽媽很忙。她點點頭，但其實心里很不高興。”
當然，如果面對更大的抉擇，周斌一點也不含糊。生完孩子后，她剛回到工作崗位就遇到一個很好的機會——和團隊一起被派駐到美國總部工作一年。她回憶到：“我一聽到這個消息就想，‘哇，太好的一個機會’。可再仔細一想，一年后回來女兒可能都不認得我了。對于我個人來說這可能意味著會有更好的升遷機會，但如果不去可以換來孩子在特別關鍵的一年都和我在一起。后來，我還是決定不去了。”
周斌說：“你一定要學會取舍，一旦回到家里，時間盡量都是屬于孩子和這個家庭的。我還很年輕，正在努力學習。”
作為一個15歲女兒的母親，康穎濤也把人生分成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進入學校到畢業后開始工作，她完全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很多時候受外界影響。為了做到最好，她花很多時間學習各種知識。雖然很累，但是很滿足，成長也很快。第二個階段是從戀愛到成家生子，這時她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責任變大了，不能只想著自己。
“一定要想清楚在不同生活階段的需求。”康穎濤說。比如在孩子小的時候，女性可能要把更多時間和精力花在孩子身上；到孩子可以獨立時，女性可能又很想在事業上成功，因此需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在工作上。同時，教育孩子很重要，可以借用第三方比如父母的力量。“有得總是要有失。”她說，“這時候你要平衡好，知道哪些是你想要的東西，哪些是你能夠放棄的東西。”
10多年前，微軟大中華區信息工作者業務群總經理邱麗孟也遇到過同樣的煩惱。當老板決定讓她擔任微軟臺灣公司總經理的時候，她并沒有顯得很興奮，而是表示要考慮一下，第二天才能答復。當天晚上，她詢問了家人的意見，直到丈夫和兒子都同意了，她才接受新的任命。此后一年里，她出差的時間增加了很多，即使不出差，也需要經常晚上和客戶吃飯。每當孩子們抱怨媽媽太忙，她就會笑著對孩子們說：“你們當初答應過我，你們就不能后悔，要支持我。”2006年，邱麗孟來到北京并領導微軟的市場營銷部門。每次工作發生變化，她都會征求家人的意見，要家人同意她才會接受。
現在，邱麗孟的兩個兒子一個19歲，一個17歲。她說：“我不能承諾在他們身上花很多時間，但我承諾會把很有品質的時間給他們。”她爭取每天晚上8點前回家，然后和兩個兒子各進行30分鐘的親密談話。周末，她會帶著兒子們去打網球。在球場上，不管媽媽還是兒子，大家都努力贏取勝利。事實上，由于從小陪兒子運動，邱麗孟已經學會了網球、高爾夫球、羽毛球、乒乓球以及游泳等各種項目。
“我在年紀很大的時候才真正知道原來我是一個這樣的人。我要有成就感，這既來自工作也來自生活，它會讓我覺得我是存在的。我也非常注重家庭。當我了解到這些的時候，就能定義工作跟生活的區分點。”邱麗孟說，“一般人總覺得要把時間平均分配給工作和家庭才叫平衡，但我不這么認為，如何區分取決于你心里對于工作和家庭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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