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個外國人，想在美國的大學里做研究？

可以，但你需要接受比美國同事們更少的工資，更多的工作，外加「花樣百出」的人身攻擊。

8月10日，Nature連發兩篇文章，揭露來自外國的研究人員在導師手下可能受到的辱罵、威脅，以及工作時長和經濟上的剝削。

在美國的博士后中，有65%會遭職場霸凌和PUA。

文章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142-8

文章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2155-3

美國學術圈的霸凌

Nature的研究發現：在美國學術圈，外來國家的研究人員正在成為被霸凌的對象。

初級科學家的生活可能很艱難，這已經不是什么新聞了。我們早就知道，糟糕的工作保障、低工資和對終身教職的激烈競爭，讓這條路困難重重。但初級科學家面對的，還有更大的問題——遭遇霸凌。

Nature曾于2019年對全球的博士研究生展開調查，結果顯示，有五分之一表示他們曾經歷過欺凌，并且在國外工作的學生比在自己國家工作的學生更容易受到欺凌。

文章地址：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459-7

后來又有一項研究，對2000多名（大部分是處于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受訪者都目睹或經歷過來自權威學者的欺凌，來自國外的研究人員受到的霸凌比他們的本地同事更為嚴重。

Nature調查顯示，65%的博后遭遇過霸凌

因為他們有太多東西被拿捏在導師手里了，比如簽證。

大多數被欺凌的研究人員，都不敢把自己的經歷說出去，因為害怕報復。而對于來自國外的研究人員，風險就更高了。如果公然投訴自己的導師，可能損害自己的學術前景，甚至影響自己的居住權。

所以，絕大多數遭受了霸凌的人，都選擇不去聲張，沉默著吞下苦水。

最近，Nature采訪了5位來自美國以外國家的青年科研人員，他們都曾遭遇不同程度上的霸凌，比如被威脅，被辱罵，工作時間過長，或經濟上被剝削。

這5位被采訪者均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因為擔心職業生涯受損，或遭到導師的報復。

我有權這么做！

為什么在研究人員身上，霸凌的現象會這么普遍？

原因就在于，導師和學生之間的權力差異。

權力集中在實驗室負責人手中，會使學術研究領域成為濫用權力的溫床。

?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納米科學家Mahmoudi和Moss是學術平等運動（APM）的聯合創始人，該運動旨在反對學術界的欺凌行為。

2021年10月，他們發布了一項針對2000多名研究人員的全球調查。調查顯示，只有29%的被霸凌的研究人員會向所在機構上報；61%的人沒有上報，因為他們害怕遭到報復。

他們發現， 首席研究員（PI）和早期職業研究人員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權力鴻溝。

調查顯示，國際研究人員和導師之間的權力差異要大于本國研究人員和導師之間的權力差異。所有的研究人員都會遭遇一些問題，但外來的研究人員遇到的問題會更嚴重。

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研究人員也發現，大學的管理層主要由PI和前PI組成。在這種機制下，對于PI的監督非常少。管理層也沒有任何動機去系統地觀察在實驗室里發生了什么，青年研究人員是否得到了公正的對待。

Mahmoudi和Moss的調查顯示，國際研究人員還會面臨其他嚴重的危機，比如被侵犯知識產權、被威脅開除以及在未經確認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數據。32%的人提到曾被威脅取消簽證。

「國內的學生和學者有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沒有語言障礙，了解文化，更有可能制定B計劃，」Mahmoudi 說。「如果你是國際人士，情況就不是這樣了，你的簽證取決于你所在的機構。你只能被迫容忍欺凌行為。」

有一位博后在調查中說：「我的導師批準了我的簽證延期，但是告訴我，我的工資比起之前說好的數要降70%。我問他這是否符合規定，他就反問我對工作的態度認真嗎。」

另一位被調查者說：「我們的PI把我們的實驗室里變成一個高壓鍋。你可以看到外國的博士后睡在實驗室的地板上，每周工作100多個小時。這些PI都知道，他們就是在利用我們。」

調查顯示，國際研究人員比本國研究人員遭遇的霸凌要多得多

還想不想要簽證了？

「簽證就是外國人的『命門」，掌握簽證的教授也因此有了對學生的絕對控制權，可以要求他們做任何事。」

接受Nature采訪的五位研究人員表示，他們在導師那里遭受了各種辱罵、欺凌、威脅和經濟剝削卻仍然不敢投訴的原因，就是害怕自己的臨時簽證不被續簽。

一位中東的研究人員，就講述了博導如何利用自己的移民身份而霸凌自己。

「他知道我們持有的是單次入境的F-1 簽證，這就意味著直到我們畢業，或者獲得永居綠卡，我們必須在他的手下老老實實地待著。他很清楚他可以隨意擺布我們，我們必須比實驗室里的其他人更努力，才能留下來。」

在Mahmoudi和Moss的學術霸凌調查中，只有29%的人敢于承認自己被霸凌的細節，絕大部分人更是不敢投訴。

「一個機構的投訴過程通常需要幾個月的時間，」Mahmoudi說。「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你幾乎沒有時間去找新工作，在投訴結果出來之前，你很可能就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霸凌者時常利用取消簽證的威脅，來讓他們手下的學生保持沉默。」

雇傭亞洲博后，對于很多導師都有著莫大的吸引力。

2010年，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研究院對來自美國和英國的四所大學的49名博士后和導師進行了一系列深入訪談。

訪談中他們發現，一些資深學者早就明白——聘用亞洲博士后是一筆 「穩賺不賠」的買賣。

首先，大部分亞洲博后都是拿的臨時簽證。其次，他們表現得并不會那么「要求晉升機會」。

甚至，亞洲博后還會因為不想辜負亞洲人很「努力」的刻板印象，而接受種種歧視性的工作條件。

調查顯示：「國際博后，尤其是來自亞洲的博后，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更多。」

把薪水拿捏得死死的……

由于簽證的限制，外國研究人員的薪資待遇也往往被拿捏得死死的。

而在這其中，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博士后，卻幾乎永遠都在最底端。

一位來自中國的生物醫學化學家表示，在他做博士后研究的大學里，來自其他國家的研究人員，薪水普遍更低。

「我的朋友也是一名來自中國的化學博士后，工資是28000美元。而美國同事們的工資，最少也是39000到40000美元。」

時間回到2012年，當時，這位生物醫學化學家所在的小組資金已經見底，而他所持的還是J-1交流訪問簽證。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他不在一個月內找到新的工作，就必須回國。

于是，他選擇到另一所大學從事第二份博士后研究，負責開發癌癥診斷的成像方法。然而這次的「跳槽」，不僅沒有改善此前46000美元的薪資，甚至還少了1萬美元，

原因其實很簡單，新的實驗室負責人當時承諾，只要你接受降薪，我就答應在之后給你更安全的H-1B簽證。

但等到2014年，他的J-1簽證馬上就要到期時，負責人卻反悔了。他并不想為這位這位生物醫學化學家支付新簽證所需的68000美元的最低工資。

「像所有博士后一樣，我想成為一名教授，但我改變了主意。」這位生物醫學化學家說。「如果當教授就意味著要讓學生也經歷這些，我不想當。」

最終，他在美國一個州政府組織里找了一份技術員的工作。

每天苦干14小時后，還得挨2小時罵

除了上述這些「潛規則式」的剝削，外國研究人員還要面對的，就是「字面意思」上的欺凌了 。

「你昨天給我發了什么亂七八糟的電子郵件？你瘋了嗎？你想讓我開除你嗎？」

美國一所大學化學工程實驗室的負責人正在對自己手下來自中東的博士生大肆辱罵，批評他的工作計劃不夠詳細。然后，這位導師給他共享屏幕，開始寫郵件要把他開了，以及他進入實驗室的權限。

這位中東的博士生將目光從電腦屏幕上移開。

同樣來自中東的另一位女研究人員，日子也很不好過。

有一天，當她正在看朋友發來的信息時，導師悄悄走到她身后，指責她工作效率低。「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語氣，以及他是如何從背后沖我大喊大叫的，」她在提交給大學的一份投訴中寫道。

「從那天起，當他在身邊時，我就會非常焦慮、壓力和害怕，擔心他會跳進實驗室或辦公室，指責我不努力工作、不與人交談或看手機。」

兩位中東的研究人員說，他們不得不長時間工作，而且在很早或很晚的時間參加會議，通常是在周末，而且是被臨時通知，而一位美國同事如果拒絕在合同規定的時間以外工作或參加周末會議，沒有任何后果。

這位博士生說，導師「威脅要終止我們的合同」。「他知道我們持有單次入境簽證，如果我們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就無法再回來。」

在另一段視頻中，導師威脅要削減男研究員的薪水，因為他們在爭論誰該為備份實驗室數據的設備買單。

這位研究員表示，當攻讀博士學位時，他在工作日通常需要持續工作13-14個小時。除了文獻檢索、項目規劃和實驗室工作外，導師還會讓他搭建貨架、進行實驗室盤點，并且做清潔工作。

作為一個新來的人，他起初認為這很正常。幾個月后，他開始懷疑他的導師在虐待自己。「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訓斥了我2個小時，」他說。

「那天晚些時候，他又罵了我和另一名外國博士生2個小時，然后又罵了2個小時。這次是說實驗室不整潔，讓我們更新化學品清單，盤點壁櫥和儲藏室。他還說要延長我的工作時間，在周末也要做更多工作，因為我的進展太緩慢了。到最后，我覺得我的頭要爆炸了。」

學術圈霸凌，怎么解？

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們與在學術界研究欺凌的研究人員一起分享了關于欺凌發生的原因、被欺負的研究人員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來保護自己以及如何解決對在國外工作的科學家的剝削問題的看法。

首先，是了解自己的權利。

在研究生院或學院網站上以及就業合同中，就會有包括諸如工作時間、假期、博士生的里程碑以及學生在研究項目中的選擇等方面的信息。

其次，是證據的收集。

在調查過程中，有不少遭遇霸凌的學生表示，沒有投訴的原因是擔心自己不會被相信。對此，你需要做的其實也很簡單，比如將往來的郵件轉發給自己的私人郵箱或保存到硬盤上，以及把線上的會議錄制下來等等。

近年來，機構在打擊欺凌和騷擾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進展。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規定，如果一名高級科學家因為調查被團隊除名，大學必須通知NIH。對肇事者的懲罰包括被排除在同行評議小組之外，暫停待批撥款，以及在他們更換工作時拒絕將資金轉移到其他機構的請求。

然而，Hayter認為，這種措施并不能解決問題。畢竟，讓大學通報自己的案件，顯然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結果不出所料，一份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研究院2018年的報告顯示，盡管引入了監管，但在過去30年里，針對女性研究人員的性騷擾案件的比率并沒有下降。

此外，還有一種觀點表示，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評估和激勵高級科學家的方式，欺凌和剝削外國研究人員的行為將繼續下去。

這也是那位中國生物學家感同身受的，他說：「評判教授的標準是他們發表了多少論文，影響因子和他們為其機構爭取到多少資金。也許還應該根據他們在教學方面的能力，以及他們是否真的在培養下一代科學家來進行評價。」

我們都有光明的未來

最后，那兩位在同事面前屢屢被罵得狗血臨頭的中東研究人員怎樣了？

有趣的是，他們被疫情「救了」。如果他們的導師繼續在網上辱罵和欺負他們，他們就可以錄下來，發給大學管理部門。

后來，經過調查，大學為他們分配了一位新的博士生導師。

當他們畢業后，放棄了學術抱負，現在在工業界工作。他們成了夫妻，正在從被虐待的經歷中慢慢恢復。當高級同事要求例行會議時，他們仍會感到壓力。聽到別人提起導師的名字時，他們的心跳仍然會加速。

「我仍然做噩夢，但現在不那么頻繁了，」中東女研究員說。此前，導師的欺凌讓他們長期焦慮，經常做噩夢、驚恐發作。

而他們的導師依然在原來的職位上混得風生水起。去年，在美國一家資助機構授予他一筆巨額贈款后，該大學在其網站上向他表示了祝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