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智慧城市的炒作始于 2010 年 IBM 的“智慧城市挑戰”。該公司承諾向希望改善基礎設施的城市提供數百萬美元的技術。許多慈善組織，包括彭博慈善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都在美國發起了類似的活動。結果是城市之間相互競爭，從私營公司獲取免費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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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年的試點和示范，智慧城市技術能否真正解決或緩解城市的問題，目前尚不清楚。許多這些早期舉措是各個城市與硬件和軟件制造商、服務提供商和網絡運營商之間的合作，他們提供完整的集成產品和服務包。這種以行業為主導的合作伙伴模式為小公司和初創企業留下了很小的空間。

對市場的理解

《技術評論》在其新一期 6/2021 的文章中寫道，今天的情況看起來大不相同。有更多種類的公司擁有更廣泛的商業模式和營銷策略，例如 Civiq Smartscapes(通信網絡)、Nordsense(用于廢物管理的嵌入式傳感器網絡)、Soofa(信息亭)和 UrbanFootprint(用于分析地圖的平臺)。然而，這些新來者往往不太關注構建全市范圍的系統，而更多地關注特定部門或居民自己的應用。

這清楚地表明：迄今為止，最大的挑戰不是技術本身的開發，而是對市場的了解。但是，一個城市真正需要什么來改善居民的日常生活?

許多智慧城市項目都是由習慣于創造自己市場的科技公司推動的。實際上，他們都未能使他們的“解決方案”適應各個城市的需求。例如，他們追求的目標與城市規劃者完全不同。例如，測試和實驗在科技行業很常見，但對城市來說卻很不舒服。充其量，城市會為具有不同文化、興趣和優先事項的社區量身定制復雜的新舊社會技術系統網絡，以便在特定地點工作。但對于科技行業來說，這種局部變化對可擴展城市操作系統的整體構想提出了質疑。城市不再是智慧城市公司的主要買家，而只是客戶居住的地方——以及測試其產品的創新沙盒。

在更早的時代，城市和工業之間的伙伴關系創造了新的道路、橋梁、建筑、公園甚至整個城市地區。雖然這招致了很多批評，但它至少是對建筑環境的真正投資。今天，像多倫多這樣的城市正在抵制旨在改變物理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智慧城市計劃。谷歌旗下公司 Sidewalk Labs 希望用傳感器網絡覆蓋整個地區，其中包括實施自動駕駛出租車和機器人垃圾處理。在當局發布了嚴格的數據收集要求后，Sidewalk Labs 于 2019 年退出了該項目。

因此，許多科技公司現在已經轉向“更輕量級”的項目：拼車服務或食品配送應用，這些應用程序收集了大量數據，但不會改變實體城市。

您必須知道城市是由相互連接(有時是不連接的)系統層組成的。例如，交通燈和燈桿由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時間安裝。但是，當今的大多數項目都無法與現有系統向后兼容。現在流行的“輕”干預措施，例如拼車或送餐，在一定程度上漂浮在城市景觀的復雜性之上。當他們使用現有的街道、房屋或汽車時，他們要求(并提供)很少的升級。這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科技公司處理既定系統的需求。例如，Soofa 宣傳其智能路標亭只需“在任何混凝土表面上安裝四個螺釘”。但是這些顯示器很難融入現有的交通系統，也沒有對其進行改進。

這種商業模式造成的緊張局勢主要是監管上的，而不是身體上的——他們是不經意的觀察者所看不見的。城市服務和空間的私有化使公司可以使用地方當局收集的居民數據——這些數據是科技公司的金礦，他們可以利用這些數據進一步發展自己的商業模式。

然而，Covid-19 表明，缺乏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投資既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也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大流行已經證明，系統可能會在任何地方出現故障，甚至可能同時在任何地方出現故障。它表明，過去十年的智慧城市項目主要不是關于改善城市基礎設施，而是關于設備、服務和數據的市場。例如，由于人們避開經常光顧的區域，路標亭和支持 WiFi 的垃圾箱的使用迅速減少。過去十年的許多成功案例，例如拼車、汽車共享和聯合辦公，在大流行期間幾乎沒有使用。另一方面，人們仍然最需要的是熱力、電力、清潔水、通信和響應迅速的衛生系統。

造成差異的不是技術，而是商業和政治

過去十年的教訓是，“智慧城市”的重點必須放在“城市”上。決定誰從哪些系統和在哪些條件下受益的不是技術，而是商業和政治。因為對于面向未來的智慧城市，負責人必須解決技術部門經常回避的難題——哪些進步會給城市帶來最大的好處。

這需要三件事：首先，智慧城市技術的開發者需要更多地了解當地的情況。其次，我們需要就如何收集、共享和使用數據達成一致。第三，它需要公眾參與。前進的道路是傾聽社區的需求，而不是行業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