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根于希臘文明的法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之一。法律人士一直致力于為所有人伸張正義，并將其作為使世界變得更好的一種方式。

正義是法律的崇高目標，并且從古至今一直保持不變，而直到現在，法律行業也很少受到瞬息萬變技術世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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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時代最大的變化之一是“大數據”的到來，這一技術如今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關注。“大數據”這一術語是2005年由技術專家Roger Magoulas提出的，用來描述各種無法使用傳統數據管理工具管理和處理的復雜的海量數據集。麻省理工學院數字經濟倡議聯合創始人兼聯合主任Andrew MacAfee曾經說過：“我們的世界就是一個大數據問題。”

《哈佛商業評論》雜志認為這是大數據之前(ABD)和大數據之后(BBD)的區別。

隨著嬰兒潮一代逐漸退休，以及“X一代”( 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出生)日益衰老，千禧一代成為了第一批數字原住民，目前占到美國勞動力的35%，他們也是最早理解即時信息重要性的一代。通過智能手機獲得的即時知識，千禧一代期望靈活性、順暢性、速度能夠滿足他們的需求。實際上，他們迫使各行業組織為了生存采用不同的經營方式。

因此，許多行業開始采用大數據技術進行更明智的決策。但是，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法律行業是采用大數據最緩慢的行業之一。美國喬治敦大學法學院法律職業研究中心和湯森路透同行觀察項目最近發布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是，美國許多律師事務所仍在采用原來的方式。該報告的主要作者、該中心的高級研究員James W.Jones斯說：“采取積極措施應對這些需要進行市場調整的機構，完全有可能做得很好。與此同時，傳統的戰略和模式越來越不可能在未來市場上取得成功。”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近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以數據為導向的組織采用大數據吸引客戶的可能性是原來的23倍，維持業務的可能性是原來的6倍，增加利潤的可能性是原來的19倍。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律師事務所認為，以數據為依據的對法律問題的理解很重要，但是大多數律師事務所并沒有采取行動或分配資源來跟進這個理念。直到現在，法律方面的文化、教育和培訓都屬于成長期，通常的法律觀念將世界劃分為“律師和非律師”。

作為產生數據量最多的行業之一，法律行業直到最近才意識到大數據對快速和知情決策的重要性。法律領域通常是以勞動力為導向的任務，法律助理和研究人員爭先恐后地挖掘、索引和處理信息，其產生的費用最終都會落在客戶身上。此外，在人手不足的律師事務所，過度工作的調查人員只能粗略地關注個別客戶。然而，只需花費一小部分的時間和成本，人工智能(AI)就可以代替進行繁瑣的研究，減輕法院和律師事務所的負擔，并加快司法程序。總有一天，人工智能可能會取得更好的結果，因為客戶將會更開放地與一臺非評判性的機器交談。

然后，在今年年初發生的冠狀病毒疫情顛覆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但即使是由于居家隔離、疾病和死亡導致企業因產品和服務需求減少而遭受損失，企業也可以提交由于疫情導致業務中斷的保險索賠。

與此同時，疫情也改變了人們看待遠程工作的方式。在疫情發生之前，企業雇主并不熱衷于開展遠程工作，因為他們認為員工并不是真正地開展工作。但是，發生的疫情證明這一假設是錯誤的。雇主發現，除非工作本身需要在現場完成，否則員工在家工作和在辦公室工作一樣出色。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法律行業。突然之間，律師事務所正在采用他們從未考慮采用的工作策略，轉向虛擬勞動力和遠程學習。因此，傳統的法律文化被迫重塑，以滿足非律師客戶的需求。特別是，很多企業內部的法律部門開始處理約75%的法律工作。

這導致了法律行業的重新調整，精通技術的法律服務提供商也提供法律服務，但不參與法律實踐，占據了2%的市場份額，并且未來的參與度有望大幅提高。

因此，企業內部法律部門加強與法律服務提供商之間的合作，導致傳統法律文化逐漸演變為2020年及以后的疫情時代所要求的文化。律師事務所正以其核心職能逐漸吸收企業文化，律師的核心職能是執業法律，并與法律服務合并，其中包括利用技術和了解客戶的業務。

這是一種專注于客戶期望的新的法律文化，而不是由法律協會培育和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