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年中，人臉識別技術是發展最快的新技術之一。助推人臉識別技術發展的主要是機器學習、云計算等人工智能相關技術的突飛猛進，以及越來越清晰和便宜的攝像頭。人臉識別技術已經用在了很多人的手機上，刷臉購物、刷臉登機等等都不是什么新鮮事。

在中國，很多時候人臉識別技術的發展都被認為是令人鼓舞的技術進步，它的廣泛應用也能引發很多人的自豪和稱贊。然而，在歐美國家，人臉識別技術正遭遇著越來越多的質疑和限制。

今年5月，舊金山市通過決議，禁止警察等公權力機構使用人臉識別技術。這項決議很有代表意義，因為舊金山所在的硅谷灣區一直是數字科技創新的中心。隨后，和舊金山同屬加州的奧克蘭市，以及馬薩諸塞州的薩默維爾市(Somerville)也出臺了人臉識別禁令。在全國層面，兩位參議員提出了關于限制人臉識別技術應用的法案，這項法案目前獲得了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議員的支持。眾議院也有議員正在準備相關法案。

8月底，英國《金融時報》報道(https://www.ft.com/content/90ce2dce-c413-11e9-a8e9-296ca66511c9)：歐盟正在考慮對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嚴格限制。在正在籌劃的監管方案中，如果公權力機構或者商業公司想要使用人工智能技術，那么所有被牽涉到的歐盟公民就有權知曉：他(她)的人臉數據何時被使用了。

為何這些歐美國家和城市對這項新技術有著如此強烈的警惕?本期會員通訊，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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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對象：

不是個人，而是公權力和商業公司

首先要明確的是，這些針對人臉識別技術的禁令，不是禁止個人使用這項技術，更不是禁止這項技術的發展。也就是說，你用自己的臉解鎖自己的iPhone，這完全不會受到限制。真正受到限制的，是公權力機構(政府、警察等)以及商業公司對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

這中間的一個核心邏輯是：消費者自己使用人臉識別技術的時候，是自愿使用的，并且是知道自己的臉正在被識別的。但是，如果是公權力機構在使用的話，比如警察使用這項技術在公共場所進行監控，那么公眾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臉正在被拍攝、掃描、分析、比對、納入數據庫，即便知道也不可能把人臉識別系統關掉。這種差別，使得歐美國家普遍認為：對公權力使用人臉識別技術要設一個高得多的門檻。

當然，公權力機構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可以帶來不少好處，比如提高破案率、降低犯罪率等。一個實際的案例是：去年6月，馬里蘭州的《The Capital Gazette》報社曾經發生大規模槍擊案，造成5人死亡。警方在破案的時候，利用了人臉識別技術來鎖定犯罪嫌疑人。

但是，這些對于公共安全的好處，不足以抵消人們對這項技術被濫用的擔憂。美國公民自由聯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簡稱ACLU)是在倡導限制公權力機關使用這項技術方面最活躍的一家NGO。該機構的律師Matt Cagle說，“這項技術讓政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追蹤人們日常生活的權力。這樣的權力過大，和健康的民主制度并不相容。”他認為，舊金山的禁令能夠起到的作用，就是防止這項危險的技術被用來對付公眾。(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4/us/facial-recognition-ban-san-francisco.html)

Cagle律師還強調，現在我們根本不知道政府和企業在多大范圍內使用著這項新技術，因為它們一直都對此保密，而公眾則經常被蒙在鼓里，這是非常危險的狀況。

簡單而言，這些歐美國家限制公權力機構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就是為了防止一個壓迫性的監控國家(surveillance state)的產生。這樣的國家也常被稱為“奧威爾式”(Orwellian)的國家——這種說法來自奧威爾的經典小說《1984》。在小說中，老大哥通過電幕無時無刻不在監視者人們的生活，支撐起一種恐怖的極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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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避免這種可怕的狀況成為現實，這些國家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妥協，不用人臉識別去追求破案率的提高。

與公權力機構相比，商業公司看起來并沒有建立起“奧威爾式”統治的能力，為什么也要受到限制呢?

這主要是因為，如果不對商業公司作出限制，那么它們可能出于商業利益的追求，大規模地收集人臉數據，并且可能會在不經過消費者本人許可的情況下將這些數據出售、濫用。

很多人認為，人臉數據屬于個人信息當中最為敏感的生物識別數據(biometric data)，被濫用造成的后果是最為嚴重的，應該得到最高限度的保護。

人臉識別技術的誤差和偏見

這些歐美國家和城市對人臉識別技術做出限制，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技術本身依然不成熟，有很多誤差，并且會造成對不同人群的歧視。

今年4月，一名18歲的美國大學生起訴了蘋果公司，指責蘋果在店內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并且這項技術錯誤地將他識別成了小偷，導致他莫名其妙收到傳票，后來還被警察逮捕，給他造成了嚴重的精神損失。這位大學生要求蘋果公司賠償10億美元。

蘋果公司否認了這些指控。不論該案的判決如何，我們可以明確知道的是：目前的人臉識別技術，確實可能造成“冤假錯案”。

今年1月，ACLU測試了亞馬遜公司開發的人臉識別系統Rekognition，讓這個系統來識別美國議員的照片。結果，系統將多達28名議員識別成了罪犯。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歐美國家，人臉識別技術對白人的識別準確率要遠遠高于對有色人種(尤其是黑人)的識別準確率，對男性的識別準確率要高于對女性的識別準確率。(https://www.theverge.com/2019/1/25/18197137/amazon-rekognition-facial-recognition-bias-race-gender)

這樣的結果并不意外。在開發人臉識別技術的時候，研究者們用來訓練機器的照片大多是白人男性，因此機器辨認白人男性的能力更強。相比之下，由于缺乏辨認黑人、女性的經驗，機器也就更容易在識別少數族裔和女性的時候犯錯。這種偏見的產生，是由于社會上既有的不平等，而它又會進一步加強不平等的狀況，因為一旦警察大規模使用此技術，弱勢群體陷入冤假錯案的機率就會更高。

這種寫在技術里面的偏見，常常容易被人們忽視，因為人們容易接受這樣的觀點：人是有感情的、容易產生偏見的，但機器是沒有感情的，所以應該是客觀公正的。然而，正如此前的新聞實驗室會員通訊反復提到的，技術是由人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開發的，技術本身也會帶有深刻的偏見。如果我們將一切都交給看似公正的機器，以為這樣就萬事大吉了，那么可能導致的結果便是社會不平等的進一步加劇、公正的進一步喪失。

技術是由人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開發的，技術本身也會帶有深刻的偏見。

基于倫理的人工智能發展

正是因為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不少歐美國家和城市都對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做出了嚴格的限制。

舊金山在通過限制法令的同時，還通過了另一項涵蓋內容更廣的規定。根據這項新規定，舊金山市的公權力部門要想購買監控技術，就必須提前申請獲得批準。這些監控技術包括自動的車牌掃描儀、帶有攝像頭的無人機等等。

科技媒體Recode的一篇文章(https://www.vox.com/recode/2019/5/14/18623897/san-francisco-facial-recognition-ban-explained)指出：美國對于數字隱私的立法速度是緩慢的，有一部分美國人看上去愿意為了便利而犧牲隱私(而且基本上都是向企業提供個人數據，而非政府);但是，人臉識別這項技術很可能戳中了美國文化的敏感點，那就是對個人自由權利的看重，對政府濫用權力的恐懼。因此，美國在針對人臉識別的立法方面要快得多。

而對于歐盟來說，對人臉識別技術的限制，是一項更為宏大的監管計劃的一部分。這一計劃，可以稱為“基于倫理的人工智能法規”(ethically based laws governing AI)。此前的會員通訊也曾提到，歐盟在數字技術的發展方面不算領先，但在針對數字技術的監管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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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歐盟發展監管的目的并不是打壓新技術，而是希望新技術能夠盡可能造福社會，而不是帶來副作用。在歐盟的立法者看來，對人工智能技術作出限制，其實可以使得公眾對這項技術的信任度和接受度提高，這樣一來，最終實際上是有利于這項技術的健康發展和妥善應用。

根據《金融時報》的報道，歐盟希望通過這方面的立法，樹立一種“人工智能監管的世界標準”，這種標準可以通過清晰、可預測、統一的原則，充分保護個人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