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是變化本身。最新例子是，數據已類似石油和電力，成為世界上關鍵的戰略性基礎資源。

兩會議程過半，大數據開放成了熱門詞。這一熱點背后，是中國大數據發展處在起步階段，不少基礎性、關鍵性數據仍被眾多部門和機構束之高閣，少數大型互聯網壟斷企業為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安全和企業機密等原因拒絕向社會提供關鍵數據，整個國家數據共享開放程度不高。

“現階段所存在的數據平臺，主要以政府相關部門、大型互聯網公司為主，具有較強的層級性、區域性和單一性，對于社會治理和企業發展的幫助極其有限。”全國人大代表、蘇寧控股集團(蘇寧)董事長張近東在一份關于數據共享的建議中如此表述。

張近東的建議是，建立國家級跨地域、跨行業的開放數據統一管理平臺。全國人大代表、騰訊公司(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也持類似看法，他建議，實現數字資源整合，用好用滿現有的數字基礎設施，加快數字中國建設進程。

開放數據成為政策建議的熱點背后，是互聯網巨頭憑借著數據優勢，獲得了特殊地位，從而謀得巨額利潤。

正如《經濟學人》在去年5月初發表的“監管數據經濟”一文中指出，互聯網公司對數據的控制，使之掌握了巨大權力，而這一權力，使得巨頭的監控系統覆蓋整個經濟領域。“2018年，將是大數據從技術階段向應用階段高速發展的一年。大數據未來在物聯網、區塊鏈、智慧城市、AR、VR、AI、語音識別等領域都值得關注。”關于大數據潛力，張近東以書面形式如此回復經濟觀察報記者。

建議

政務大數據開放已在政策日程之中。

去年5月18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實施方案》,方案指出,推進政務信息化“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效推進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切實避免各自為政、自成體系、重復投資、重復建設。

在前述方案中，還提出了包括消除“僵尸”信息系統、加快部門內部信息系統整合共享、提升國家統一電子政務網絡支撐能力、接入統一數據共享交換平臺、加快公共數據開放網站建設、推進全國政務信息共享網站建設等在內的“十件大事”。

此外，上述方案明確，要在今年6月底前,實現國務院各部門整合后的政務信息系統，統一接入國家數據共享交換平臺,各地區結合實際，統籌推進本地區政務信息系統整合共享工作，初步實現國務院部門和地方政府信息系統互聯互通。

工信部總工程師張峰在去年5月17日舉行的“2017年世界電信和信息社會日”大會上提到，“中國將建設全國一體化的國家大數據中心,推進公共數據開放和基礎數據資源跨部門、跨區域共享”。

政策暖風下，數據開放逐步指向社會數據。張近東建議，國家應加快頂層設計和統籌規劃，中央政府牽頭，參考銀聯、網聯模式，以企業機構為建設和運營主體，將政府、社會的數據匯聚和管理，建立國家級的跨地域、跨行業的開放數據統一管理平臺，為數據應用創造有利條件。

張近東還建議，把數據平臺的建設作為重要公共基礎設施，引導社會各行各業實現數據開放共享，對于數據資源的管理和供給，參考水電對于國家經濟的基礎，采取低價、充足的策略。

馬化騰則更關注于公共數據的開放。他建議，充分利用現有數據平臺，打破部門和地區壁壘，實現數字資源整合，同時，馬化騰建議，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制定統一的公共數據開放規則。“在條件具備的部門或地區，示范建設公共數據開放平臺和數據產品流轉平臺。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摸索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公共數據開放戰略。”

對于數據平臺運營，馬化騰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建議，加強數據相關市場機制建設，維護健康有序的市場競爭秩序。“建立健全數據市場體系和交易機制，是發揮市場在數據要素配置過程中的主導作用的前提。”

糾葛

海量的數據變化改變了競爭。科技巨頭始終受益于網絡效應，例如，注冊Facebook的用戶越多，就越能吸引其他人注冊。而這些數據又會構成額外的網絡效應。通過收集更多的數據，企業便可改進自家產品，從而吸引更多用戶，甚至生成更多數據。海量數據可以充當企業的護城河。

另一方面，數據也可以成為抵抗競爭對手的方式。在科技行業，人們之所以對競爭懷有期望，是因為某個創業公司可能擊敗老牌企業，也有可能出現意料之外的技術變革。但在數據時代，這兩種可能性都大幅降低。

前述《經濟學人》報道稱，巨頭的監控系統覆蓋整個經濟。比如，谷歌可以看到人們搜索什么，Facebook知道你在分享什么，亞馬遜對你的購物習慣了如指掌。“他們擁有應用商店、操作系統，還向創業公司出租計算資源。他們可以監控自己的市場和其他市場。他們能夠看到哪些新產品和新服務受到追捧，因而能夠及時模仿，甚至直接收購，避免遭遇更大的威脅。”

張近東的建議背后，就是這一趨勢的持續發展。他直指，應開放數據，讓廣大中小型企業，能夠與部分已經具有領先優勢的巨型企業，在數據領域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打破數據壁壘，杜絕數據壟斷。”

對中小型企業，大數據確實起著重要作用。有零售行業創業者向記者坦言，想在這一行創業，只有去巨頭們看不上的細分市場，“數據的事繞不開，所以只能打造小領域的小生態，我們有跟BAT談過，目前保持獨立，至于未來(是否接受巨頭入股)，也不知道。”

另一頭，不惟中小型企業，巨頭們亦為數據之戰打得不可開交，去年中的“順豐、菜鳥網絡(菜鳥)之爭”便是明證。

去年6月1日，菜鳥下線順豐旗下快遞柜系統豐巢的接口信息，同時，順豐關閉了自提柜的數據信息回傳。最終，在國家郵政總局的調節下,順豐、菜鳥雙方同意于6月3日12時起,全面恢復業務合作和數據傳輸。此次爭議的焦點在于，順豐指稱菜鳥要求其提供非淘系(非阿里巴巴電商平臺)數據;菜鳥方面則堅稱，在過去的合作中，順豐大量查詢和使用豐巢中非順豐的數據，遠遠超出了正常使用范圍。

國金證券的一份報告就此分析，此次“豐鳥之爭”的主要核心關鍵在于對數據的爭奪。數據在未來，對于提升快遞服務質量、提升快遞企業盈利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商業競爭的本質是供應鏈之爭,而大數據的獲取分析，是現代供應鏈競爭基礎。 ”

行業內對于數據的敏感性，亦深有感觸。去年11月，蘇寧易購副董事長孫為民向經濟觀察報記者披露，蘇寧物流與阿里在物流數據交互上有所保留。“數據的主體屬于消費者自己，每一個企業或者說平臺，都有相應的接口。把數據全都給他們(阿里)，對消費者權益也是不尊重的。”

去路

基于上述種種原因，數據開放，漸成大勢，但也面臨著種種問題。

其中之一是，數據管理缺少規范和標準，同時，數據開放安全性存疑。張近東的建議是，展開數據領域的立法工作，通過人大立法機構，成立立法推進委員會，加快數據采集、開放、共享、安全、使用和隱私保護方面的立法，建立數據標準、界定數據邊界，確實有效地建立數據領域的法制基礎。“以法律的形式對平臺數據進行分級的有效管理，并規范數據資源開放和共享的內容及形式，形成完善的綜合治理體系，提供公平公正安全可靠的環境。”

張近東還提出，在共建社會數據開放共享平臺的過程中，可以逐步加大引入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推動大數據與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的融合，利用技術融合優勢，提高對風險因素的感知、預測、防范能力。

另一頭，對于可能存在的巨頭數據“壟斷”等問題，《經濟學人》指出，反壟斷官員可以通過企業的數據資產來評估交易影響。“交易價格也會成為一個信號，幫助其判斷老牌企業是否在通過收購排除威脅。”

此外，降低在線服務提供商對數據的控制權，讓數據提供者掌握更大的控制，強迫企業向消費者披露他們所擁有的數據，以及他們借此獲取的收入等。亦是《經濟學人》的建議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已有企業在數據開放中看到商機。全國政協委員、京東集團(京東)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劉強東就建議，推進政府采購全流程電子化，提升政府采購效率和透明度、發揮大數據技術輔助決策作用，提升政府采購決策水平、加強與電商大數據對接，完善現代化監管手段。

京東本身亦在政府采購中收獲頗豐。京東企業購官網顯示，京東企業采購業務陸續達成了與中央政府采購、江蘇省政府、廣東省政府、北京市政府、上海市政府等眾多大型政府和企業的采購合作，截止2016年底，京東平臺現有活躍企業客戶數超6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