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軟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

雖然已經年逾六旬，但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顯然沒能做到“耳順”。他會在任何時間、任何場合，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就自由軟件與意見相左人士展開激辯。

“自由軟件不等于開源軟件，你們完全弄錯了。”在接受新浪科技專訪時，他以此作為開場白。而在稍后的一場演講中，他對一個慕名而來的粉絲表達了同樣的不滿，并要求對方用一張帶有“Free Software(自由軟件)”標示的貼紙，遮住身上T恤的“開源”字樣。

1953年出生的斯托曼早已功成名就。他早年在哈佛大學讀書，并進入麻省理工大學(MIT)人工智能實驗室，成為一名程序員。他和同事們構建了一個軟件分享社區，與圈子內外的程序員和科技人士分享代碼、交流心得，一起對軟件進行迭代開發。

但從1980年代起，商業大潮席卷整個IT行業，IBM、微軟和蘋果先后崛起。斯托曼的大多數同事們放棄了初心，轉而編寫“非自由軟件”。黑客精神也開始異化，從最初的自由、分享、合作，轉向強調攻擊、破壞和入侵。

而斯托曼選擇孤獨前行，啟動GNU自由操作系統項目，開發文本編輯器Emacs等核心軟件，逐漸成為自由軟件運動精神領袖。他也因此被稱為“自由軟件之父”，并獲得眾多聲譽，包括麥克阿瑟獎、前線基金會先鋒獎等，并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在全球諸多大學擔任榮譽教席。

然而，顯赫的名聲并未為斯托曼帶來豐厚的收入和崇高的地位。直到現在，他仍需要靠世界各地的飛行演講賺錢，受關注程度也遠不如蘋果公司CEO蒂姆·庫克、特斯拉汽車CEO伊隆·馬斯克等新一代硅谷偶像。

與來華時鮮衣怒馬、前呼后擁的庫克、馬斯克等人相比，斯托曼走在北京街頭，幾乎無人能夠認出這位大名鼎鼎的自由軟件布道者。他五短身材，大腹便便，走不了多遠就氣喘吁吁；灰白頭發約有一尺長，而絡腮胡子的長度與之相仿；挎著兩個黑色旅行包，一身不知名牌子的淺色休閑裝，和任何一個美國游客沒有太多區別。

作為一個與企業沒有瓜葛的自由人，斯托曼在接受采訪時直抒胸臆，沒有商人式的猶疑與油滑。他以尖銳的遣詞造句和慣用的大嗓門，抨擊大公司，抨擊美國政府，抨擊教育體系，甚至抨擊一切不認同他的觀點的人。

在斯托曼看來，“自由軟件”才是王道樂土，其余皆為異端邪說。“自由，而非免費”是他最喜歡的表述，也是他對“自由軟件”精神的極簡概括。

生活態度

對于斯托曼而言，“自由軟件”不僅是形而上的科技、道德和哲學命題，而是延展至形而下，成為一種生活態度。

一款軟件要符合什么樣的標準，才能算是“自由軟件”？斯托曼給出了四個標準：用戶能夠自由運行軟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寫軟件，并與他人合作，進行軟件的再次開發；能夠自由傳播、分發軟件；能夠自由傳播、分發軟件的修改版本。

“自由軟件”不僅意味著開發者需要將源代碼公開，提供給需要的人，還意味著軟件不能被后續的迭代開發者或企業用于專有目的，即不能“非自由化”。這與主流的知識產權觀念相抵牾，而斯托曼甚至不承認知識產權的存在，認為它是一種欺騙。

斯托曼認為，一款軟件如果不能滿足上述標準，就是“非自由軟件”，其特點是軟件控制用戶，而軟件擁有者控制軟件。他宣稱，這是一種“非正義權力”，屬于“數字殖民”。

然而，在大公司主導軟件開發的當下，真正“自由”的操作系統和應用程序少之又少，基本局限于GNU/Linux平臺及相關應用程序。斯托曼當然不肯選擇“非自由軟件”，這就導致了他的選擇余地很小，陷入了一個有關自由的悖論。

他的辦公設備是一臺古老的上網本，屏幕僅有10英寸大小，CPU則是非主流的龍芯處理器。由于硬件配置遠遠落后于時代，這款設備的性能非常低下，就連打開網頁的速度也要比主流筆記本慢很多。

但是，當被問及為何不換用ThinkPad或MacBook時，斯托曼的不屑溢于言表：首先，這臺電腦的性能已經能夠滿足他的需求；其次，它能夠在BIOS、硬件驅動、操作系統和應用程序層面上全面使用自由軟件，這是其他筆記本都做不到的。

他不使用智能手機。事實上，他甚至不喜歡看到別人在他面前使用搭載封閉系統的iPhone，而Android手機也只是勉強可以接受。當他需要打電話時，要么使用固定電話，要么借用別人的手機，因為“這樣‘老大哥’就不知道是誰在打電話，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了”。

斯托曼厭惡手機，根本原因在于他認為手機必然會收集用戶數據，并提供給NSA(美國國家安全局)等政府機構。他說：“手機的基帶芯片有一個通用后門。當我們談及Android等系統的自由軟件時，一般停留在用戶軟件層面；但基帶芯片搭配的軟件絕不是自由軟件，NSA能夠借此獲取數據。”

大公司的貪婪

斯托曼毫不掩飾對大公司的憎惡。“非自由軟件的惡，源于大公司的貪婪。”蘋果、微軟和Facebook等公司罪大惡極，只有谷歌尚可入得法眼，但也不過是“尚未變壞”罷了。

那么，這些公司是怎么作惡的呢？斯托曼認為，他們將軟件改造成“惡意軟件(malware)”。“他們的軟件會監控或是限制用戶，即所謂‘數字手銬’；他們植入后門，甚至把數據上傳給審查機構——蘋果是始作俑者，而微軟亦步其后塵。”

在他看來，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是一個“聰明而貪婪的商人”，而蘋果已故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是一個“邪惡天才”。谷歌的兩位創始人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因Android允許用戶安裝未授權應用而得以幸免。

這種偏激的人物評價方法已經讓斯托曼遭受了不少非議。3年前，當喬布斯去世時，斯托曼在個人網站上稱，“我不會為他的死而高興，卻會為他的離開而高興”。此言一出，輿論一時嘩然。

而在上周末接受采訪時，斯托曼對此解釋道：“我不會慶祝任何人的死亡；但是，我很高興喬布斯不能夠再危害人間了。”他認為，喬布斯是一個“邪惡天才(evil genius)”，他弄懂了如何把電腦打造成數字監獄，并讓它們光彩動人，使人們自愿“入獄”。

他的“結案陳詞”是：“喬布斯造成了永久的傷害；直到現在，我們依然在竭力消除這種傷害。”他還表示，蘋果設備的“越獄(jailbreak)”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甚至應該立法禁止生產封閉設備。

對于谷歌，斯托曼認為只有兩款服務尚可一用：搜索引擎和Gmail服務，它們可以在自由軟件的環境下運行。但即使是谷歌搜索，他也要在別人的電腦上使用，以防“谷歌知道我瀏覽和搜索了什么”。

遠離網絡

斯托曼對于自由軟件的極端推崇，甚至上升至了善惡層面。他說：“非自由軟件是惡，而自由軟件是善在IT領域的部分體現。”他還把那些不使用自由軟件的人稱作“蠢蛋(sucker)”。

這種觀念讓他對整個互聯網，乃至整個科技圈產生了濃厚的不信任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陰謀論的桎梏。在他看來，與自由、安全、隱私相比，便利性可以忽略不計。

他用一款古老的軟件從互聯網上下載電子郵件，然后斷開網絡連接，寫好回復，然后再連上網絡，批量發送郵件。他會在無法上網的航班上寫好郵件，待落地后聯網發出。與喜歡“時刻保持在線”的普通網民不同，他在大多數時間里玩的都是“單機版”。

他不使用Facebook，因為這同樣會導致個人數據被收集；WhatsApp等基于手機端的社交應用更是被視為洪水猛獸，不足為道。只有Twitter得到了部分認可，但他要求用戶在“發推”之前禁用瀏覽器的Javascript，因為Twitter會利用它推送非自由軟件。

他不懂社交傳播和病毒營銷。他沒有博客，沒有社交網絡個人主頁，也沒有在YouTube上開通自己的頻道。他的個人網站也非常簡陋，只有一些文字和超鏈接，談不上有任何美學角度的考量，簡單粗暴。

斯托曼的頑固讓他顯得與時代格格不入，就像一塊棱角分明卻百無一用的化石。然而，原教旨式的繁雜行動綱領讓他感到滿足，并期冀推而廣之，惠及世人。“我已經擺脫了非自由軟件。但我一個人逃離還不夠，每個人都應該享受自由。”他說。

他想教人們更加理解“自由”的價值：“你必需做出選擇：是自由更重要，還是便利更重要？在獲取你的數據時，他們會給你一些便利；但在其他場合，他們會讓你不知不覺地遭受損失，或是受到限制。”

在他看來，自由軟件和非自由軟件不是“好”與“更好”的問題，而是水火不容的非黑即白。兩者已經共存數十年，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將繼續共存下去，但斯托曼的態度卻是“不妥協”。“如果想要自由，就沒有與非自由軟件共存的空間。”他說。

尋求政府支持

但斯托曼也承認，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自由軟件的發展狀況都不夠理想，基本局限在工作站和微機等企業級市場，以及一小群極客中。

他呼吁個人用戶拋棄傳統桌面操作系統，轉向GNU/Linux平臺，并換用完全不會收集用戶數據的應用程序。在他看來，“如果你允許一家公司收集你的數據，那就是把自己的喉嚨暴露在NSA的屠刀之下。”

但是，用戶能夠很快接受一個陌生的操作系統嗎？斯托曼認為這不是問題。他舉了一個例子：自由軟件活動家馬克·希爾(Mako Hill)決定將一所學校從Windows遷移至GNU/Linux系統。他重裝了學校所有電腦的操作系統，并告訴大家這是一次“操作系統升級”。雖然軟件和圖形界面有所不同，但人們都很快接受了變化，使用起來并不困難。

斯托曼反復強調，用戶不是“不能”接受自由軟件，而是“尚未”了解和接受。許多人并不知道自由軟件；但在加以解釋后，他們是能夠理解這一理念的。“他們愚昧，不代表他們愚蠢。”他說。

但在國家層面，他不相信美國政府會在近期公開支持自由軟件，因為它不僅從微軟、蘋果等大型企業獲取政治獻金，還有知識產權和版權保護機構的游說。

不過，自由軟件已經在南美取得成功。支持者包括阿根廷、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烏拉圭、玻利維亞、秘魯等國政府；他們將非自由軟件視為來自美國的威脅，是從事間諜活動的工具。

中國政府亦已意識到了過度依賴Windows XP等非自由軟件的危險。今年4月8日，微軟宣布停止XP的安全更新。工信部隨后宣稱，希望用戶關注XP的潛在安全風險，并將加強支持Linux操作系統的研發；國家工程院院士方濱興表示，升級至Win7或Win8比續用XP更危險，政府應扶植國產操作系統，逐步替換海外產品。斯托曼對此大加贊揚，稱“使用Windows XP簡直是瘋了”。

國內民眾對于自由軟件的理解也日益深入。1994年，斯托曼第一次來華演講，彼時無人知道該如何從自由軟件賺錢，也無法想象為了公益而合作開發；如今，自由軟件已經在中國開花結果，擁有不少忠實擁躉。

但是，斯托曼空有一腔熱血，至今尚未得到國內官方的認可。如果沒有官方的支持，自由軟件在中國的推廣之路將非常艱難。

他希望與官員面談、傳遞理念，卻始終不得接見，只能在各個高校巡回演講，或是接受企業邀請收費講課。與庫克、馬斯克等人首次來到中國就馬不停蹄地拜會官員相比，斯托曼十多次來華，卻始終在各種圈子的邊緣徘徊。

　國內自由軟件倡導者、哲思網創始人徐繼哲是斯托曼的好友，曾多次策劃后者來華。他并不認為自由軟件將徹底壓倒非自由軟件。對于自由軟件在中國的發展，他要冷靜得多。

“它更大的作用是打開人們的思路，比如說手機應用要求獲得大量權限是否必要等。”他說。

斯托曼正越來越不像一個IT領袖，反而日漸向憤世嫉俗的犬儒評論家靠攏。他的個人網站上充斥著各種政論，議題包括“支持綠黨”、“抵制《哈利波特》”等，以及“不要和蘋果做生意”、“不要和亞馬遜做生意”之類的內容。

這位不修邊幅的61歲美國老人能讓人聯想起很多東西，比如哈雷摩托，手槍決斗，西部牛仔，哈瓦那雪茄。他已經不再年輕，也沒有了年少時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但自由軟件已成為他的精神樂土。在采訪最后，這位老兵自信言道：“我不會妥協，也沒有尋找退縮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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