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咋跑不過GDP 生活好了還是糟了？
據北京媒體報道，中華全國總工會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表示，我國居民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達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續下降，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面對這個每況愈下的勢頭，如何切實有效地提高勞動報酬已經刻不容緩。
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在經濟學中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分配率中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越高，表示勞動者的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額越大，社會分配就越公平。在市場經濟成熟的發達國家，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間，以2000年的數據為例，日本是54.18%，美國是58.31%，德國是53.84%，英國是55.27% 。
為什么我國的分配率會一路走低呢？原因很多，究其大者，主要有兩條：一是“利潤侵蝕工資”；二是“稅收擠壓工資”。
所謂“利潤侵蝕工資”，是指在GDP的增量中，資本拿得多，員工拿得少。這與我國改革開放的特定歷史和國情有關。在改革開放之初，由于我們對投資存在大量的需求，所以，我們鼓勵國民收入分配向資本所有者傾斜，也就是說，企業所賺的錢大頭被投資人拿走。同時，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低廉的勞動力價格一直是我國最重要的國際競爭力，所以，投鼠忌器，各地政府不敢大幅提升勞動力價格。從1978年到2005年，與分配率下降形成鮮明對比，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
所謂“稅收擠壓工資”，是指在GDP的增量中，國家拿得多，員工拿得少。近年來，政府稅收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長，遠遠超出了平均10%的GDP增速，更超出了人們的收入增長。在利潤、稅收的雙重打壓下，工資占GDP的比例焉能不降？這種有利于企業、傾向于國家，而很少考慮勞動者收入的分配格局，既不公平，也不公正，更不符合科學發展觀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的要求，顯然，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首先，政府部門應該大力推動薪酬集體協商機制，現在，雖然政府設定最低工資標準，但這種標準對于調整勞資分配比例的作用非常有限。從國際經驗來看，工資的增長主要是通過工會與資方的薪酬集體協商達成的。所以，我們也應該從這個方向入手，通過基層工會組織建設和薪酬協商機制的建立，讓工人對自己的薪酬有話事權。
同時，國家應該通過減稅，來增加工資收入。近年來，整個社會減稅呼聲不斷，但個稅起征點的調整卻步履遲緩。溫家寶總理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指出，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關鍵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實現這樣的目標，各級政府理應作出表率，讓利于民，還富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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