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為軟件大國 沒有懸念
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給蓬勃發展中的中國軟件業蒙上了一層陰影。對這個行業的經營者來說，個人財富縮水或許還在其次，訂單銳減和由消費價格指數不斷推高的生產成本，以及因融資難等隨時可能引發的資金鏈斷裂，方是長遠之憂、心頭大患。這讓不少因“全球軟件產業大轉移”剛過上幾天好日子的中國軟件人，感嘆起“好景不長，命運多舛”來。
但對那些一心顛覆格局越位而出者，危機未嘗不是契機。前提則是轉換視角透析不利中的有利因素，以此燃起希望找到機會。此可謂“思路決定出路”，“視角決定前程”。
環球并不同此涼熱
事實上，只需換一個視角你便會立即發現，這場危機中“環球并不同此涼熱”。不錯，伴隨著以外包為特征的“全球軟件產業大轉移”，現在全球軟件產業一體化了，“大家都在做”，但具體分析起來，中國的軟件產業與其他國家同行，特別是與印度、愛爾蘭等主要競爭對手，又有諸多不同之處。
印度軟件業幾乎把雞蛋全部放進了華爾街（其外包產品61%銷往美國，30%銷往歐洲），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則是“近水樓臺先遭殃”，今年全行業的整體盈利能力將下降5%至6%，印度最大的3家軟件外包巨頭，TATA、Infosys和Wipro的利潤都出現了明顯下滑并面臨裁員困境。日前曝出的另一軟件外包巨頭薩蒂揚軟件技術有限公司（Satyam）巨額財務造假丑聞更讓印度軟件業雪上加霜。軟件外包受到的沖擊已經在班加羅爾、孟買、海德拉巴等重要城市產生了連鎖反應，正在拖累整個印度經濟。2008年印度股指下跌近60%，盧比兌美元的匯率比下跌了17%，境外投資者從印度股市撤出的資金相當于上年全年投資的3/4。
相比之下，中國軟件產業的情況則要好得多。來自工業和信息化部運行監測協調局的信息表明: 2008年1至11月我國軟件產業收入的增長達30.8%，高出整個制造業16.8個百分點，比上年提高了10個百分點，在遭受重創的全國工業體系中稱得上“一枝獨秀”。與此同時，產業結構也得到有效調整，軟件產業在電子信息產業中的比重達到了13.6%，增加了1.6個百分點。軟件服務理念正在增強，軟件技術服務的增速和比重都在大幅度提升。軟件出口及外包服務發展態勢良好，1到11月軟件出口服務增長50.3%，外包服務增長48.1%，僅嵌入式軟件的出口出現了下降。IDC的報告稱，預計未來五年中國軟件市場的增長勢頭依然強勁，將保持22.6%的年均復合增長率。
巨大落差背后的一大緣由，是印度軟件市場的單一性和中國軟件市場的復合性。印度軟件命系于外包，外包又命系于歐美，其情形與我國某些個紡織和玩具企業相仿。而中國的軟件產業則是內外兼修，既著力開拓外包又著力發掘內需，可謂腳踏兩個市場，左右逢源。目前主要還是靠內需拉動，“90%的市場在國內”，這個數據一方面表明了我們在開拓海外市場上與印度相比的差距和潛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我國軟件產業的根基和優勢。事實已經證明，命系于外包的軟件業是蘊藏著巨大風險的。#p#
成為軟件大國 沒有懸念
危機帶來了災難，危機也暗藏著機會。譬如1929年的經濟危機，奠定了打卡機生產商IBM后來的壯大;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讓中國一躍成為亞洲的區域龍頭。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將會給中國軟件產業帶來什么呢？
2001年4月，本人曾刊文記述了一場業界對中國在新世紀能否成為“軟件大國”的大討論，8年之后的今天再來看這個討論，應該能夠得出中國可以成為軟件大國的“結論”了，因為“促成結論的理由”已經明明確確地擺在那里了: 第一，度過七年之癢的中國軟件產業已今非昔比，期間年均增長速度達30%，2001年產值僅330億，占世界份額1.6%，2007年則達到5834億元，占世界份額8.7%，居世界第四。2008年行業規模增長再摸新高，銷售收入預計7500億元，是2000年的13倍，出口預計1350億美元，是2000年的33倍，從業人員1180萬，是2000年的10倍（據中國軟件行業協會）。
第二個理由便是機遇的來臨—全球軟件業將在金融風暴中重新洗牌，而那些跑在前面的選手遇到的障礙正是我們勝出的機會。種種跡象正在印證這一洗牌，包括歐美經濟的下滑導致印度軟件訂單的銳減，而印度軟件業的困境又導致印度經濟進一步下滑，這使很多跨國公司有意把軟件外包服務和研發中心轉向市場足夠大并“有望在全球最早走出經濟危機”的中國。麥肯錫全球董事合伙人彭壯壯對此評價說: “全球目光在金融危機中關注中國，中國軟件與外包產業將有更大的機會。”在國內，中央與地方政府頻頻出臺的拉動內需的舉措，也是軟件產業的重大利好，水利、鐵路等一系列基礎項目的投資無疑將帶動市場對軟件與信息系統的需求。再者，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來臨也將引發全球第二大互聯網市場—中國對嵌入式軟件的井噴式需求，工業和信息化部的專家預測， 2010年中國嵌入式設備的市場價值將超過100億美元，2012年中國云計算的產品收入將增長25%。這都是中國軟件業的機會。
中軟國際總裁陳宇紅認為，在未來5年，中國軟件業有望出現一次從量到質的巨大轉變。海輝集團董事長孫振耀(孫振耀新聞,孫振耀說吧)認為，5年之內，中國與印度在軟件外包行業上“至少有一個平分秋色的地位”。微軟全球副總裁、微軟中國研發集團主席張亞勤則預言: IT過去美國是中心，以后中國、印度也會成為中心。#p#
逆境中的生存法則
看到機會不等于能抓住機會。對于尚且弱小并同樣置身于金融危機寒冬中的中國軟件產業來說，抓住這次機會還有許多難題尚待解決。
企業規模問題。與印度同行相比，我國軟件企業普遍偏小。解決這個問題，除了企業自身謀求發展之外，還有一個捷徑就是利用金融危機和海外市場的低迷“抄底”。抄底既指企業收購，更應包括對海外軟件人才的接納。目前制約國內軟件企業發展的一大軟肋是高級人才缺乏，海外企業的裁員則給我們彌補這一缺憾提供了最佳時機。北京有家叫“科銳”的獵頭公司最近花幾萬美元在華爾街打廣告，一月之內就收到了400多份金融服務專業人才的求職個人簡歷。在全球都在喊“裁員”的時候，我們的軟件企業是不是應當反彈琵琶，走出國門，向那些復合型高級人才伸出橄欖枝？
實際情況是，“抄底”已經悄悄開始。去年9月30日，文思創新軟件公司在美國收購了一家無線技術服務公司，用友軟件、神州數碼等企業也已著手并購事宜。“受金融危機影響，一些沒有核心競爭力的外包小企業難以支撐，這些都可以作為收購對象考慮，這也適應于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浙大網新總裁李暉說。正在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移的長三角地區，最近在人才抄底方面頗有成效，無錫市委一位官員告訴筆者，2008年無錫確立的引進100名高級軟件人才的計劃已經提前超額完成，“原以為這個目標很難，金融危機助了我們一臂之力”。
此前曾有人擔憂國內軟件外包存在一窩蜂現象，“我國軟件外包企業大大小小有3000余家，這其中有許多是泡沫”。其實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一點“泡沫”并不值得擔憂，市場這只無形之手自會調節，這場金融危機引發的企業收（并）購潮即為一種有效調節。
業務層次問題。據微軟副總裁張亞勤的觀點，軟件外包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以工程為中心，發包方把一切都定義好了交由外包企業去做，外包企業是被動的。第二層次是有了技術研發和技術專利（IP），技術的復用提升了利潤。做到第三層次，技術完全模塊化了，不同的業務使用不同的模塊，只需在上面添加新的應用層即可，外包企業因此獲得了很大主動權，利潤也最高，印度有些企業的利潤率高達40%。
目前國內企業的外包業務大多處于第一、二層次（其中又以第一層次居多），只有少數在往第三層次上遷移。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提高研發和創新能力，遵循國際化、標準化的原則進行技術創新，走模塊化、構件化之路。
內外并舉問題。印度軟件業在金融風暴中遭受的重創又一次印證了業務單一的危險性，狡兔還有三窟，更何況闖蕩于多變的市場中的軟件企業。針對最近的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有人提出“人才要做瑞士軍刀，一專多能”—只有一專多能，才能有更多的選擇余地，才會適應更多的工作崗位。做企業又何嘗不是如此？“目前我們的問題在于工業應用軟件較弱，很多企業的重點還局限于系統集成以及服務外包，這與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的身份不相匹配。”工業和信息化部運行監測局協調局副巡視員高素梅說。她建議軟件企業要扣準中國大制造的國情加強與深化“軟硬互動”，軟件產業要“內外并舉”，進一步強化向各行各業的滲透力。目前我國企業的信息化率僅為10%，這與發達國家60%的信息化水平相比，既是差距也是巨大的潛力。
經濟發展在每一次危機過后幾乎都有一次“井噴”行情，競爭也會更加激烈，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會有更多的競爭對手進入。只有那些在危機中積極進取變“危”為“機”的企業，才有更多籌碼迎來新一輪行情和更殘酷的競爭。對于中國軟件產業來說，盡管前方還有很多路障橫在那里，但無論如何，曙光已經顯現，“中國成為軟件大國”已經沒有多少懸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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